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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道德
万亿美元的总成本更容易负担得起，但这样一来，这种计划就有了明显的针对性，而且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陷阱。
中产阶层的道德
12岁时，阿比吉特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爱上了奥黛丽•赫本。 他在勒纳( Lerner) 与洛伊( Loewe) 创作的音乐剧《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的电影版中发现了赫本,赫本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伊莉莎-杜利特尔( Eliza Doolittle )。这部音乐剧改编自激进左翼分子乔治-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 Pygmalion )。在这部音乐剧中，伊莉莎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演讲(在他提出以 5 英镑卖掉女儿之前):
我问你们，我算什么？我是个不配得到一点好处的穷光蛋， 这就是我。你替我想想，我这号人一年到头受绅士们的欺负，每次想占点便宜，他们总是搬出老一套说辞：“你不配，这轮不到你。”可是我的需要也并不比别人少啊。就拿那寡妇来说，她死了丈夫，一个星期就领了六个慈善机构的救济金，我的需要比起她来也不少啊，我用钱的地方还更多呢，我吃得不少于人家，酒喝得也比人家多，我还需要一点娱乐，因为我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还喜欢热闹一下，需要唱歌,需要看乐队演出，他们跟我要起钱来也不比人家少啊。绅士们的道德是什么？无非是一个从不给我任何东西的借口。12
这个剧本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时，贫穷很不光彩, 穷人生活非常困苦。为了得到施舍，人们必须勤俭节约，并经常去教堂，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些，他们就会被送到济贫院，在那里，穷人被强制工作，夫妻被迫分开。除非穷人碰巧还背负着债务,就会被投入债务人监狱或被送上一段去殖民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身不由己的旅程。一份描述伦敦贫困形势的1898 年的地图将伦敦一些地区划为“最低等区、堕落区、半罪犯区”。13
我们今天离这个局面不远了。在美国、印度或欧洲的富人中， 一提到福利，总会有人摇头，借用发端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如今依然在印度某些阶层中普遍使用的词语，担心福利会把穷人变成"一无是处的废物"(good for nothing )。给他们现金，他们就会停止工作或挥霍一空。在这种偏见的背后，富人怀疑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抱负，缺乏实现目标的意愿，一旦给穷人某个借口，他们就会停止工作，坐等施舍。
在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引发的经济灾难暂时给贫 困披上了一层较为温和的外衣，因为穷人无处不在。每个人都认识一些突然陷入贫困的人。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笔下那些逃离沙尘暴区的勇敢的俄克拉何马州人一度成为高中课堂的主要内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贫困被视为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对抗和战胜的东西。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最终以林登•约翰逊的“反贫困战争”达到高峰。然而，当经济增速放缓、资源紧张时，对贫困的战争变成了对穷人的战争。罗纳德-里根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所谓的“福利女王”的形象，这个形象存在四个特征，即黑人、懒惰、女性和诈骗。这个形象的典型例子来自芝加哥的琳达-泰勒( Linda Taylor), 她有四个假名，被控诈骗 8 000 美元，被判入狱好几年。这比曾经轰动一时的亿万富翁、"英雄"式资本家查尔斯•基廷 (Charles Keating) 的刑期多了一年半。基廷是里根时代最著名的腐败丑闻一“基廷五人组”丑闻的核心人物，他引发的相关储贷危机导致政府耗费了纳税人超过 5 000 亿美元的资金去救助多家大公司。
然而，后来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反转：穷人的道德沦丧被描述为 福利本身催生的一个结果。众所周知，里根在1986 年宣布了 “反贫困战争”的失败。是福利导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因为福利不鼓励人们工作，反而鼓励人们依赖福利，这就引发了 “家庭破裂的危机，尤其是接受福利救济的贫穷家庭，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14 1986 年 2 月 15 日，里根在面向全国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讲中谈到了如下内容：
我们面临着滋生永久的贫困文化的风险，这种文化就像任 何锁链或纽带一样不可避免；我们还面临着催生另一个美国的危险，那是一个梦想破灭、生活停滞的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同情之名设立的福利计划误入歧途，把原本日渐缩小的贫困问题变成了 一场全国性的悲剧。从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那时，美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不断创造奇迹。经济增长为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阶梯。 1964 年，著名的反贫困战争打响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根据人们依赖福利的程度来衡量，贫困问题停止了萎缩，后来反而开始恶化。我猜你会说贫困赢得了战争。贫困之所以成为赢家，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项目没有帮助穷人,反而破坏了维系贫困家庭的纽带。
也许福利最阴险的影响在于它篡夺了供养者的角色。比如， 在福利水平最高的州，对单身母亲的救助可能远远超过最低工资的工作带来的收入。换句话说，福利政策可以为她们的辞职买单。许多缺失父亲的家庭都有资格享受更高的福利。一名男性知道如果自己逃避法律上的父亲职责，自己的孩子却会过得更好，那么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现行的福利规定，少女怀孕后可以享受福利，包括为其提供住处、提供医疗护理、提供衣食。她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不结婚, 或者不确认孩子的父亲……福利悲剧持续太久了。现在是重塑我们的福利体系的时候了，在这个新体系下，我们要以它使多少美国人摆脱了对福利的依赖作为评判标准。15
这些危言耸听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关于福利对生育率和家 庭结构的影响，人们可以把相关的研究成果摆满很多长长的书架。这类文献的一个压倒性结论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即便存在，也是非常小的。"里根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确凿的证据，关于福利导致贫困、福利依 赖、福利文化、家庭价值观危机，以及贫困与种族存在隐性关联的论调，依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甚嚣尘上。2018 年 6 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录制了一段演讲录音，准备就他提出的反贫困计划改革发表演讲。后来，法国政府公开了这段录音，给公众提供一个了解总统“内幕”观点的机会，让公众了解他的真实风格和坦率观点。我们看到，尽管马克龙的演讲与里根的演讲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他的语气却非常像里根，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当前的福利体系正在走向失败，并且在短短几分钟的演讲内 6 次提到了让穷人承担更多责任的必要性。17
在美国，这一精神于1996 年转化为行动，当时克林顿总统在 两党支持下通过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它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 TANF ）取代了 “对有子女家庭援助”计划（ AFDC）, 对受益人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克林顿还扩大了 “劳动所得税抵扣”，这是对贫困工人收入的一种补充（这种政府援助以申请人“必须参加工作”为前提）。 2018 年，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主张将“必须参加工作”作为获得三个主要非现金补贴（医疗补助、食品补贴和租房补贴）的资格条件。18 2018 年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