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积极的信念
换句话说,人们表现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有着不同的 偏好。在特殊情况下,环境选择了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人格。在苏黎世的实验中,环境就是实验参与者是否将自己视作一个银行家。但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上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或娱乐,我们所属的俱乐部,我们想要加入的俱乐部,所有这些造就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偏好。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出于对标准偏好的忠诚,已经非常努力地把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是一个无望的追求。
积极的信念
一旦我们开始承认,我们的信念,甚至是我们自认为的深层偏 好,都是由环境决定的,那么很多事情也就顺其自然了。诺贝尔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 与罗兰•贝纳布( Roland Benabou) 关于积极信念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深刻见解。44 他们认为,迈出理解信念的一大步,是不要把信念太当真。我们关于自身的信念,一部分是由我们的情感需求塑造岀来的;当我们令自己失望时,会感觉很糟糕。我们在关于自身的信念上投放的情感价值,会扭曲我们关于他人的信念。例如,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偏见而受到指责,我们就会用看似描述客观事实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对北非裔的收银员没有任何成见,但是反正他们也不会对我的鼓励做岀回应,所以我就不麻烦他们了”)。
我们不喜欢改变想法,因为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从一开始就错 To 这就是阿比吉特坚持认为总是软件出错的原因。我们会避开某些信息,不会迫使我们自己面对各种道德模糊之举;我们跳过移民儿童被关在拘留所遭到虐待的新闻,以避免想起一个事实:是我们支持的政府在用这种方式对待儿童。
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策略拖入困境。我们不喜欢自认为种族主义 者;因此,如果我们对他人抱有负面看法,我们会倾向于通过指责他们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我们越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些移民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就越能心安理得地看待这些被关在小笼子里的孩子。我们反而会寻找一切能够证明我们正确的证据;只要能够支持我们的初始立场,我们会过分夸大每一条新闻,不论其内容有多么单薄,并且忽略其他不支持我们立场的新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最开始的本能防御反应被一套精心构建 的、看似强有力的论点所取代。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觉得,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意见,根据其“坚定”程度判断,要么是暗示我们道德缺失,要么是质疑我们的智商。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的观点之争就会演变成暴力。
认识到这些模式有许多重要的含义。首先,像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众所周知的做法,指责人们是种族主义者,或称他们是“应当被严厉谴责的人”,很明显是一个糟糕的主意。这样做伤害了人们的道德感,进而激怒了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倔强。他们会立即停止听你说话。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把极端的种族主义者称为“好人”,并强调“双方都有坏人”,显然是一种获得人气的有效策略(无论在道德上多么应该受到谴责),能让那些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自我感觉更好。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实或事实核查似乎并没有对人们的观点产 生多大影响,至少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移民背景下观察到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依然保留着这样的可能性。当最初的“你怎么敢挑战我的信念?”这样的反应减弱,人们会调整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停止说出真相,但是用一种不按个人道德标准进行评定的方式来表达,会更加有效。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认为自己是正派的人,运用涉及他人的评 判之前,先肯定对方的价值观,这样可能会减少偏见。如今的社会心理学家建议,父母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发自内心地友善待人,而不是吿诉他们应该友善待人。孩子们所要做的就是表现出他们天生的善良。这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这种策略在自尊尚未受到连续打击时更有可能奏效。在反移民 和反黑人情绪最强烈的地区,低收入白人面临的一部分问题是,以某些肉眼可见的方式,他们的生活正越来越接近那些被鄙视和讽刺的“其他人% 1997 年,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William JuliusWilson) 在一篇以黑人社区现状为背景的文章中写道:“社区失业率居高不下所造成的后果,比居高不下的社区贫困率更具破坏性……当今市中心贫民区的许多问题——犯罪、家庭解体、福利、社会组织水平低等,根本上都是工作岗位缺失的结果。” 45
20年后, J.D.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写道:“威尔逊 的书引发了我的共鸣。我想写信告诉他,他把我的家乡描写得很完美。然而,引起这种极为私人的共鸣,感觉很奇怪,因为他描写的不是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乡巴佬移民,而是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黑人。”"威尔逊对黑人社区社会问题的描述,非常契合如今雪上加霜的铁锈地带(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的片人社区。由于自我价值和凌驾黑人及移民之上的优越感相捆绑,社会环境的趋同加剧了贫穷的美国白人的危机感。
恢复自我意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否认(例如:“我们可以坚决 反对堕胎,因为我们社区里没有一个女孩曾经怀过孕”)。另一种是通过夸张嘲弄对方,拉开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当一个白人只有通过申请伤残才能获得福利救济时,对他来说,仅仅指责黑人或拉丁裔单身母亲一定是福利女王①已经远远不够了一一这是里根时代的侮辱。既然白人也得靠福利生活,那么侮辱就得升级一她一定是帮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