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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I?
年之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开始加快速度，又似乎让人失望。®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I?
这场特别的辩论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世界上只有一个印度和 它唯一的一段历史。假如1991 年没有发生危机，贸易壁垒也没有被
① 当然，贸易方面的乐观主义者，包括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 斯里尼瓦桑( T.N. Srinivasan) 及其追随者，认为 1991 年之前，经济增长即将陷入停滞之际，是政府救助和贸易自由化拯救了它。去除，人们又如何能够断言印度在 1991 年以前的增长不会持续呢？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贸易就已经开始逐渐自由化； 1991 年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当然加速的幅度很大）。大爆炸是必要的吗？除非我们能让历史倒流，让它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然而，毫不意外的是，经济学家们发现很难不去思考这类问题。 这个问题与印度本身关系不大。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印度经济增长在20 世纪 80 年代或 90 年代的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巨大转变，与之相关的是印度当时从（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约为 4%, 现在则接近 8%o "这种变化是罕见的，而尤其罕见的是，这种变化似乎一直在持续。
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程度急剧加深。①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韩虱 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越南，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甚至可能更加剧烈。很明显，这些经济体在开放经济之前所采取的那种国家控制在降低不平等方面非常有效，但其高昂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放弃全方位的政府管控，出现更多不同的意见，从而 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这才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印度仍然坚持保留部分关税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是明显的贸易壁垒，但和以前的完全不同。取消这些措施有多重要？会进一步加速增长吗？不平等的问题会怎样？特朗普的关税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彻底脱轨吗？新关税真的能够帮助那些特朗普声称要保护的人吗？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通常会将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
① 收入最高的1% 人群占 GDP 的比重从 1982 年的 6.1% 上升到 2015 年的 21.3% 。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accessed March 15, 2019, https://wid.world/country/india . 基本的想法很简单：一些国家（如印度）在 1991 年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但另一些多少与之相似的国家却没有。在紧接着 1991 年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哪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不论是绝对速度还是对比 1991 年以前的相对速度？是那些选择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还是那些一开始就秉持开放的国家，抑或是那些一直坚持封闭的国家？
在研究自由贸易的领域里，存在着大量浩繁冗长的著作和文献。 考虑到自由贸易对经济学家的重要性，以及在商业出版领域中的受欢迎程度，这一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囊括了所有的方面，从正面评估贸易对GDP 的影响，到怀疑的立场。尽管如此，必须要指出的是，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支持强烈负面影响的证据。
针对贸易的怀疑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是反向因果关系。 印度实现了贸易自由化，而另一个相似的国家没有。这一事实可能反映岀印度已经为转型做好准备，即使没有改变贸易政策，其经济增长也会比挑选作为对比的国家更快。换句话说，会不会是经济增长（或增长潜力）导致了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贸易自由化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是省略了因果因素。印度的经济开放是一系列范围更广、 规模更大的变革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变革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放弃了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停止试图告诉企业所有者应该生产什么和在哪里生产。还有一个更模糊但或许同样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官僚机构和政治体系对商业部门的态度：承认商业利益是诚实经营者的合法追求，甚至可以称之为“酷”。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区分开来。
第三，很难用精确的数据来衡量是什么构成了贸易自由化。当 征收350% 的关税时，根本就不会有进口，所以削减一些关税可能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如何区分相关的政策变化和无关的故作姿态？此外，如此高的税率会导致纳税人采取反抗措施，他们会找到创造性的办法来避税。于是，政府就经常会制定一些晦涩难懂的规则来诱捕违反者。随着国家的经济开放，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不同国家的变化速度和程度是不同的。鉴于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形式的改革，我们如何确定哪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更高？
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跨国比较经济问题特别令人担忧。在研究 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同的研究人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每一个问题所做岀的选择都不同：如何衡量贸易政策的改变？众多造成因果关系混乱的可能的来源中，研究者愿意容忍哪一个？
鉴于这个原因，比较不同国家得出的结果也就很难让人信服。 有无数种方法来进行跨国比较，选哪一种取决于你愿意接受哪种大胆的假设。
同样的限制也阻碍了检验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其他预测。 当更加贫穷的国家开放贸易后，不平等程度会降低吗？关于这一问题的跨国研究相对较少，反映出了一种我们将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的模式。贸易经济学家倾向于不去考虑蛋糕应该如何分配，尽管（或许就是因为？）萨缪尔森的早期警告称，至少在富裕国家，贸易可能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
当然也有例外，但这些例外并不能带来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两名工作人员最近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同其他多数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往往更加富有，也更加平等。他们忽视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欧洲的许多小国之间贸易往来频繁，这些国家也往往更加富有，更加平等。但贸易往来频繁很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15
针对这一相当乐观的结论，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原因是，这个结 论和我们从一些发展中国家了解到的情况背道而驰。在过去30 年里，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已经开放了贸易。让人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们的收入分配几乎总是朝着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基本逻辑相反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些国家中数量巨大（本来它们应当凭此而获益）的低技能工人而言，他们的工资水平落后于技能更高或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
从1985 年到 2000 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印度、阿根 廷和智利都通过单方面全面降低关税开放了贸易。同一时期，所有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而加剧的时机似乎和贸易自由化联系在一起。例如，在 1985 年至 1987 年期间，墨西哥大幅削减了进口配额制度的覆盖面和进口平均关税；而从 1987 年到 1990 年，墨西哥蓝领工人的工资下降了 15%, 白领工人的工资则提高了 15%o 其他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也紧随其后。16
在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和印度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紧随 着贸易自由化而来的是，相对于无特殊技能的工人，有技能的工人收入增长了，其他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同样如此。随着中国从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开放，并最终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其国内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小组的数据， 1978 年，中国社会收入水平靠下的全国 50% 人口和最高的全国 10% 人口，其总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相同（ 27% ）o 而从 2001 年开始，这两个群体的收入各自所占的比例开始分化。到了 2015 年，收入最高的全国 10% 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 41%, 而收入最低的全国 50% 人口只获得了 15%o 17
当然，相关性并非因果性。也许全球化本身并没有导致不平等 的加剧。贸易自由化几乎从来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贸易改革都是更大范围的经济改革方案当中的一部分。例如,1990 年和 1991 年，哥伦比亚最极端的贸易政策自由化，是和旨在大幅增加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监管改革同步进行的。墨西哥 1985 年的贸易改革也是在推行私有化、改革劳动力市场和放松管制的背景下进行的。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印度1991 年的贸易改革伴随着取消工业 许可证制度、改革资本市场，以及权力和影响力全面向私营部门转移。邓小平所推行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大规模经济改革的顶点，私营企业沉寂了几乎 30 年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获得了合法地位。
同样，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开放的时间恰好与中国开放的时 间一致，因此它们都面临着来自劳动力更丰富的经济体的竞争。也许这就是这些国家的工人受到伤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