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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资助与关注
但是抛开这些滔滔不绝的宣传，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持怀疑态 度。该基金的规模仅为1.5 亿美元，对于那些基金发起人来说相当于零用钱。贝佐斯虽然支持该项目，但尚不足以将底特律列入亚马逊 HQ? （第二总部）计划的候选名单。该基金希望引发一些激情,推动一些企业起步，引起早期投资者的注意，并鼓励其他投资者跟进。既然在哈勒姆取得了成功，那么为什么在阿克伦就不行呢？哈勒姆位于土地稀缺的曼哈顿，同时拥有该地区的激情和众多便利设施。哈勒姆迟早会复兴，但我们对阿克伦（或南本德、底特律）就没有那么乐观了。那些地方依然难以为多数年轻富人提供那些诱人的设施，比如漂亮的餐厅、豪华的酒吧，或者提供高品位咖啡师和高价浓缩咖啡的咖啡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除非提供这些生活设施，否则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会来，但如果附近没有足够多的喜欢这种生活情调的人，这些设施又不可能发展起来。
实际上，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都倾向于扎堆。如果你在美国地图
上随机扔飞镖，会发现飞镖留下的洞大致是均匀分布的。但任何行业 的实际分布地图都不会像那样，似乎所有的飞镖都被人扔向了同_地方。82 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声誉的考虑，买家可能会对玉米地中冒出来的一家软件公司感到怀疑。此外，如果每次需要新员工时，都必须说服某人从国内很远的地方搬来，而不是从隔壁公司直接挖人，就很难招到员工。另外，还有监管方面的原因，区划法规通常将污染严重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饭店和酒吧则集中在另一个地方。最后，同行往往形成了相似的偏好（技术员喜欢咖啡，金融家喜欢炫耀价值不菲的葡萄酒）。人群集中让提供偏好设施变得更容易。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扎堆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意味着从小规模 开始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阿巴拉契亚开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总是很难。我们希望“回归城市之旅”能够成功，但不会抱太大的期望（ 我们也不想在底特律买房 ）o
艾森豪威尔和斯大林
真正的移民危机不是国际移民过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不 会为当地人口带来任何经济损失，并且对移民者自身来说有明显的好处。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常常不能或不愿在国内外流动，以便抓住经济发展的机会。这是否表明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政府应该奖励那些搬家的人，甚至可能的话，惩罚那些拒绝搬家的人？
考虑到截至目前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限制移民上，这话 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在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加拿大、南非和苏联政府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强迫迁徙的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带有没有明说但非常残酷的政治目标（压制制造麻烦的族裔是其中之一），并往往喜欢用现代化的语言加以掩饰，强调传统经济安排的缺陷。这些案例经常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所启发。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有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即利用价格和税 收政策，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使城市的生产部门获益。20 世纪 70 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建立起所谓的农业营销委员会。这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大多数委员会的目标是防止生产的市场化，以便委员会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产品，从而稳定城市居民的物价。印度等国家禁止农产品出口，从而保持城市消费者希望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副作用是让农业无利可图，让农民离开田地。这些政策伤害了经济体中最贫穷的人——那些可能无钱搬迁的小农和无地劳工。
但是，这段不幸的历史不应该让我们无视移民在经济上的合理 性。人口的流动（国内和国际的）是一个重要的渠道。通过该渠道，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均衡，还可以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波动。一旦工人选择搬家，他们便离开了遭受经济打击的地方，并对新的机会善加利用。一个经济体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危机和适应结构转型的。
显然，对于我们这些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身处比 较富裕的国家和成功的城市中，生活环境如此之好，以至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想住进来。在经济学家看来，成功地区的经济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从另一个方面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或富裕国家的居民来说，把全世界的人吸引到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从工作到公共住房，再到停车位，他们想象大批外来人口会抢夺自己拥有的这些稀缺资源。而他们最担心的是，移民会拉低本地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前景。尽管这种担忧是错置的，但对于过度拥挤的忧虑，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建设中的城市的担忧，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对人口泛滥的恐惧也引起了人们对同化的担忧。如果有太多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从印度国内搬来的乡下亲戚、定居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是会被同化，还是会改变现有的文化？还是说，他们会同化得非常彻底，以至其本身的文化最终消逝，留给我们一个单一乏味的全球化？为了响应经济机会差异而出现的完美且短暂的乌托邦运动，可能会成为其自身的反乌托邦。
但是，我们离这种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还远得很。经济上获得成 功的地区远没有对经济上困难的人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通常更喜欢待在家里。
这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鼓励移民确实应该作为一项优 先政策。但正确的做法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人民，或采取扭曲的经济激励措施，而是应该清除一些关键障碍。
简化整个移民流程并提高沟通效率,让人们对移民的成本和收 益有更清晰的了解，将有助于鼓励移民。让移民及其家庭彼此更容易汇款，也将有助于减少移民的孤独感。鉴于人们极其害怕失败，为移民提供一些针对失败的保险也是可行的做法。孟加拉国提供此项服务时，其效果好得几乎就像是销售公交车票。83
但是，在使移民更受当地人欢迎的同时，帮助（也可能是鼓励） 移民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减少他们融入的难度。提供住房援助（房租补贴）、移民前的工作匹配、提供托儿服务等，将确保所有的新移民能迅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适用于国内和国际的人口流动，使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更容易下定决心，并让他们更快融入所在国的社区，成为现有正常结构中的一分子。我们现在的情况几乎正相反。除了一些组织在帮助难民，人们没有做任何能够帮助移民更容易适应移民生活的事情。在获得合法工作权方面，国际移民面临着真正的障碍。而国内移民找不到住处，即使看起来有很多机会，往往也很难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应对移民问题的政策不仅是一种被误解 的经济学，也是对身份政治的误用。经济与政治的脱节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欧洲移民的黄金时代，接收欧洲移民最多的美国城市从中得到了经济好处。但尽管如此，移民还是引发了广泛而敌对的政治反应。为了应对移民，城市削减了稅收和公共支出。在被削减的公共支出中，那些有助于种族间接触的服务（如学校）或为低收入移民提供帮助的服务（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被削减的幅度尤其巨大。在移民最多的城市，支持移民的民主党的选票在减少，那些更加保守的，尤其是支持1924 年《移民出生国配额法》（终结了无限制移民美国的时代）的从政者获得了选举胜利。选民对他们与新移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做出反应。当时，直到被理所应当地同化之前，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异类。84
历史会重演，但这个事实并不会令它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出现变 得让人愉快。不过，这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该如何回应这种愤怒。我们将在第四章解答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要记住，不管提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还是会有许 多人选择不离开。这种固执，违背了经济学家们有关人类行为的直觉，却对整体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它影响了范围广泛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比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它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的收益远不如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在第五章中，我们将讨论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在第九章，我们会将人口的不流动因素考虑在内，对社会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