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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鉴于上述情况，最好的福利政策组合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 实施“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面向国内所有居民，无论是谁,都能从该计划获得一笔福利金；另一方面，实施补贴金额更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面向那些非常贫困的群体，为申请者设置一个前提条件，比如必须在孩子获得预防保健和教育服务之后才能提出申请。但这种前提条件在实施过程中无须非常严苛，不然会导致很多人望而却步。在摩洛哥，我们看到“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仅仅鼓励受益人将福利金用于孩子教育，而不强制执行这一要求，结果如何呢？它似乎与传统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一样有效地改变了穷人的行为方式。"同样，在印度尼西亚的“家庭希望”计划中，申请福利的前提条件也没有执行得非常严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现金转移支付降低了管理成本，避免将最弱势的家庭排除在外，也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锁定目标群体。锁定目标群体的方法就是聚焦贫困地区，依靠社区领导者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穷人，也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去判断。虽然存在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愿意在评判前提条件方面宽松一些（这样一来，尽管可能导致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领取福利金，但至少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不会被排除在外）,而且只要“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为每个人提供一笔最低生存保障金，就能取得最佳效果。
美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美国（以及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的福利政策也需要重新调整。 有太多人怒气冲天，觉得事情在太长时间内没有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问题会自行解决。那么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是美国解决问题之道吗？
如果选民相信政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他们对增税的抵触 可能会有所减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61% 的美国人支持政府的一项政策，即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一份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防止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大多数工作。在民主党人中， 77% 的人支持；在共和党人中， 38% 的人支持。 65% 的民主党人（但只有 30% 的共和党人）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失业工人，即使这涉及增税，也在所不惜。考虑到这么高的支持率，以及鉴于美国税率低于全球标准，人们可以想象税收占 GDP 的比例将从 26% 上升到 31.2%o 这将使每个美国人每年得到 3 000 美元。48 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每年将获得 12 000 美元，达到了贫困线的将近一半①。这算不上一笔多大的财富，但对于最贫穷的 1/3 人口来说,这笔钱不可谓不多。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是资本税,并且资本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增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能会变得更加慷慨。
①根据美国人口普査局的最新调查，2019 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
11 880美元，四口之家低于 25 750 美元。——译者注 在欧洲，增税空间更小，但可以把住房补贴、贫困人口收入补贴等一系列的转移支付整合为一笔，并且对其用途基本不加限制。这实际上是芬兰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进行的实验： 2 000 名失业工人被随机分配到“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一笔福利金取代所有传统的福利援助计划，比如住房补贴、失业补贴等。另外 173 222 人构成对照组，没有被纳入这个计划。早期结果显示，接受“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援助的人幸福度普遍提升。这两组人获得的福利补贴总额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与我们迄今看到的情况或许是一致的。49
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真的能让那些被社会甩在后面的穷人 少生一点气吗？这种计划的许多支持者（不包括穷人）似乎觉得它有利于安抚和收买那些在新经济形势下无用武之地以及找不到工作的人。如果他们有了这种计划提供的一笔福利金，就算不去找工作，也不愁生计，从而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但我们迄今所知的一切似乎都表明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曾经问受访者一个问题：“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每年为你提供13 000 美元（没有附加条件），你觉得自己会停止工作或停止找工作吗？” 87% 的人表示不会。 5 。这本书中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想工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钱，而且因为工作给人带来一种使命感、归属感和尊严感。
兰德公司于2015 年对大约 3 000 名美国人的工作条件进行了 一次深入调查。51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工作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以下几点感受：“工作干得好带来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在做有用工作”“个人成就感”“有机会对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晌”“有机会充分发挥才能”“找到了追寻的目标”。他们发现， 80% 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总是或在大部分时间内能够提供其中至少一种感觉。
大约在同一时间，皮尤研究中心搜集了美国人对工作满意度的 数据，并询问受访者是否觉得工作给了他们一种认同感。"大约一半（51%） 有工作的美国人说他们从工作中获得了认同感，而大约另一半（ 47%） 说他们工作只是为了谋生。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两项研究得出的数据究竟孰优孰劣，但毫 无疑问，许多人关心工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人，往往将工作视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年收入3 万美元或更少的人里面，只有 37% 的人表示从工作中获得了认同感。各个行业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医疗保健行业工作的人有 62% 表示自己从工作中获得了认同感，这个数字在教育行业是 70%, 在酒店业是 42%, 在零售或批发行业是 36% 。
人们在考虑一份工作时，会区分出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或者 有意义的工作和不那么有意义的工作。一般来说，收入更高的工作是更好的工作，但你做什么也很重要。即使收入保持不变，人们也可能会拒绝从他们喜欢的工作转到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工作。而且，事实上，当人们失去了他们已经拥有多年的工作时，很难真正地重新站起来，因为许多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大规模裁员后，被解雇的工人的收入从未完全恢复。一般来说，他们找到的工作薪水较低，稳定性较差，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的福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事实有关，劳动力 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适当匹配，双方能否建立互信和重视，运气的成分很大。一旦你找到了一份工作，自然而然地想要留下来，这样你就会有一份更稳定、更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一旦你失去了这种联系，就很难重新建立，尤其是当你年纪大了，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后。
这解释了一些相当惊人和可怕的事情。一项研究发现，当长期 任职的员工在大规模裁员期间被解雇时，他们更有可能在随后的几年里很快死去。"失业似乎真的会使人心脏病发作。据估计，失业对死亡率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不会归零，因为会出现更长期的问题，如酗酒、抑郁、疼痛和各种上瘾症。总的来说,研究发现，中年失业的工人平均寿命缩短了 1 年到 1.5 年。
工作转型的代价很高，体现在多个方面，而大多数经济学分析 都忽略了这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担心收入损失，担心找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但其他成本在我们的模型中并没有出现。由于经济学家们本能地倾向于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因此，这类计划仅注重提供经济补贴，忽略失业的其他成本或许就不足为奇To 这类计划往往一厢情愿地设想下岗工人终于从工作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依靠这类计划生活的年轻退休人员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意义，他们可以在家工作，在社区做志愿者，学习手艺，或考探索世界。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人们实际上很难在原有的工作结构之外找到意义。自 20 世纪 6CT 年代“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启动以来，男性和女性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都增加了不少。"对于年轻男性来说，自 2004 年以来，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电子游戏上。"对于其他年龄组来说，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视了。 2017 年，男性平均每天花在休闲活动（包括上网、看电视、社交和志愿活动）上的时间为 5.5 小时，女性为 5 小时。看电视是占用时间最多的休闲活动（每天 2.8 小时）。户外社交活动占用的时间排在第二位，但与第一位差距很大，只有 38 分钟。”在经济大衰退时期，人们花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减少了，而看电视和睡眠占据了一半的空闲时间。58
但很明显，看电视和睡觉不一定让我们快乐。丹尼尔•卡尼曼 和艾伦•克鲁格通过调查，让人们回忆自己的一天，以及对每一刻的感受，发现在休闲活动中，看电视、玩电脑和打盹给人带来的即时愉悦感和成就感最少，社交是最令人愉快的活动之一。59
人们似乎很难在独处状态下找出使生活富有意义的途径。我们大 多数人都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工作环境提供的纪律，然后我们才为其赋予重要性或意义。当人们担心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影响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64% 的受访者估计，如果被迫与先进的机器人和电脑展开竞争，人们将很难有心思去寻找让生活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那些拥有更多闲暇的人（退休者、失业者、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比那些有全职工作的人，更不愿意做志愿者。61 志愿活动是我们在日常活动之外的事，它无法取代日常活动。
换句话说，如果说富裕国家真正的危机在于许多曾经自认为是 中产阶层的人失去了他们过去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那么“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对富国和穷国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原因有两个。第一，许多穷国缺乏管理能力，无力运作更复杂的福利计划，而“全民基本收入”简单易行。但美国并非如此，法国和日本更非如此。
第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人也肯定希望拥有一份稳定 的工作、良好的收入和福利，但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东西。世界上有很大比例的穷人和准穷人是个体经营者，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喜欢搞个体经营，但别无选择，而且已经习惯了。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不得不在一个月甚至一天的时间内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工作，这取决于什么样的机遇会光顾自己。他们上午卖食品，下午做裁缝，抑或在雨季当农民，在旱季做制砖工。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的生活并非围绕工作而建立。他们小 心翼翼地与邻居、亲戚、同一种姓的人、宗教团体以及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组织保持联系。在阿比吉特的故乡西孟加拉邦，“俱乐部”（在孟加拉语中被称作klaab） 就属于一个关键组织。大多数村庄和城市社区至少有一个俱乐部，会员年龄在 16 到 35 岁之间，他们几乎每天见面，打板球、踢足球、打牌，或者玩南亚特色的桌上运动——克朗棋（ carrom）o 他们经常把自己描述成“社工”，当某个朋友的家里有人去世时，其他人都会现身，并提供帮助。但这种组织也会以“社会工作”或“宗教仪式”的名义进行一种温和的敲诈勒索，当地政客将这些年轻人用作“桩脚” ®,给这些俱乐部提供数量不等的捐款，为俱乐部运转及其庆祝活动提供了支持。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使当地年轻人免于陷入麻烦的方法，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不工作，要么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那样他们就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