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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搬家
照顾老年人很有挑战性，而且在美国，这些工作的报酬很低。 换句话说，这类工作不是很有吸引力。但这种情况可能会迎来改变。我们需要提供足够的资金来雇用足够多的员工，对他们进行充分培训，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老人相处，并支付足够高的薪酬,让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协助搬家
考虑到社区在帮助人们找好工作和抚养孩子方面的重要作用， 帮助人们迁居别处堪称另一个重要策略。
1994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问 题，在部分城市实施了 “向机会迁居”计划，通过向居住在贫困社区的贫穷家庭发放租房补贴券，鼓励这些家庭向非贫困社区搬迁。虽然将这一计划推向全国，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搬到更好的社区是不可能的，但支持部分贫困人群改变所住地区或更换工作应该是可能的。实际上，有几个计划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但其中许多计划除了为贫困工人指明工作方向并帮助其完成申请程序外，几乎没有其他作用。在欧洲和美国，这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经验相当令人失望。它们产生的效果是积极的，但作用很小，而且那些没有得到帮助的工人要为得到帮助的幸运者承担一定成本。"
另一个雄心更大、成本更高的计划是，将为失业工人自动延长 失业保险，使他们有时间接受培训，寻找好工作，不必为了生计接受一份低薪工作，也不必继续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这种计划不仅可以让他们获得短期培训机会，还可以让他们参加更高级的项目，比如进入大学或社区大学深造，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思维，不仅是帮他们找一份工作，而且帮他们找到一份事业。美国的一个随机对照实验最近评估了三个这样的项目。其核心思想是将失业工人的培训期延长至数月，根据那些工人短缺部门的需求培养失业者的专业技能（如医护和电脑维修技能），然后将工人与需求部门进行匹配。两年后的结果令人看到了希望：评估结果表明，在完成培训之后，参与者更有可能被雇用，而且得到的工作也比那些没有参加培训项目的员工更好。总的来说，参与培训者比非参与者多赚29% 。81
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也帮助弱势群体迁徙。无论是在培训期间， 还是在新工作开始时，它们为弱势群体的求职者和工人提供托儿、交通、住房或法律服务方面的帮助。这种帮助可以扩大到提供短期住房，并为儿童寻找学校和托儿所。这些项目提供的住房租金抵用券（比“向机会迁居”提供的抵用券金额要少）有助于人们负担得起较好的社区。
帮助那些需要招聘员工的公司走出所在社区和当地的推荐人网 络，或许也很重要。大多数促进求职者和雇主需求匹配的计划都以求职者为中心，但对于雇主来说，找到合适员工的过程很费时费钱。一项调查显示，招聘一个员工的成本（发布职位空缺、筛选应聘者和培训新员工）占这名员工年薪的比例在1.5% 〜 11% 。大公司通常有一个人力资源部门，但对小企业来说，这些招聘成本可能真的算是一大障碍。法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招聘成本高到足以延缓招聘进度的地步。研究人员与应对失业问题的政府机构开展合作，为雇主提供招聘援助，为雇主发布职位空缺，并接收简历，筛选出条件合适的应聘者。他们发现，与那些没有获得招聘协助的雇主相比，那些获得协助的雇主发布的职位空缺往往比较多，而且雇用的固定员工数量也会多出 9%o
82 这样的服务可以使雇主超越非正式的人才推荐渠道，扩大应聘者的范围。
诸如此类的计划好处多多，能够让失业者获得新技能，并促进 求职者和雇主之间实现更好的匹配，这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是有价值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们没有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对于减少失业者焦虑和恢复其尊严的意义也将是深远的，因为这类计划影响到的人群不仅包括失业者，还包括所有觉得自己工作有朝一日或将受到威胁的人，此外，受到这类计划帮助的失业者的朋友们也会从中感到慰藉。同样重要的是，这类计划改变了围绕失业者的固有叙事方式，之前，人们会对失业者说“我们正在拯救你”，现在，人们会说：“很遗憾失业发生在了你身上，但你通过学习新技能，或者通过迁居，正在帮助我们的经济保持强劲活力。”这种叙事方式的改变，会让很多蓝领工人改变之前的一种认知，即其他人发起了对他们不利的战争，导致他们沦为了受害者的认知。
比如，奥巴马政府所谓的“对煤炭宣战”被视为一场针对煤炭 工人的战争。或许煤炭工人对自己的工作特别自豪，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自己，直到前不久，煤炭工人还敢同雇主抗争，结果到了今天，却不得不与雇主并肩作战，同政府抗争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由机器来完成的那种对身体有害的危险工作。钢铁工人也是如此。我们一定可以想出其他很多不那么危险，却同样会带来自豪感的工作。
尽管如此，当希拉里•克林顿2016 年 3 月冷冰冰地宣布“我们 将把煤炭公司和煤炭工人赶出市场”时，煤炭工人觉得这无情地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政客竟然不认为有必要向自己道歉或赔偿损失。希拉里随后立即谈到了照顾矿工的必要性，但她那句话伊始的“我们”却在这场辩论中清楚地变成了 “我们”与“矿工”的对决。这句话在之后的几个月的政治广告中被反复播出。
事实上，每一次工作转型都可以且应该成为政府向承受这些的工 人表达同情的机会。转换职业和跳槽都是困难的，但对经济体和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促进人才和雇主实现最佳匹配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该像80% 的美国人那样，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帮助失业者更好地实现工作转换，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一种基本权利。但这类计划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同的是，后者确保所有居民有权获得一笔现金补助，而前者确保失业者能够维系自己的社会认同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中过上一种富有成效的生活，这是一种普遍的权利。
许多欧洲国家在帮助人们工作转型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 丹麦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培训、就业援助等）上面的花费占GDP 的 2%, 这使得丹麦的工作流动性较高（从一份工作直接转换到另一份工作很容易）,就业与失业之间的转换也比较频繁。丹麦非自愿失业的人员比例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相似，但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速度却快得多：丹麦 3/4 的失业工人在一年内重新找到了新工作。重要的是，丹麦模式挺过了 2008 年的危机和衰退，当时的非自愿失业人数没有大幅增加。德国将 GDP 的 1.45% 投入到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而在失业率远高于正常水平的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比例升至 2.45%O 刃而在法国，尽管一直有人主张政府应该为失业者做更多事情，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在过去十多年间一直维持在 GDP 的 1% 。在美国，相应的数字仅为 0.11%o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