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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地战胜贫困
事实上，美国也有可以遵循的模式。第三章讨论的贸易调整援 助计划为获得批准的公司的工人提供培训和延长失业保险的资金。这个项目非常有效，而且它做的事情正是这类计划应该做的：帮助那些最贫困地区的工人迁居别处。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工人也更有可能改变地区和行业％而且迁居之后，他们的收入可能是之前的两倍。但是，该计划并没有成为帮助员工应对职业过渡困难的模板，它的实施范围仍然很小，这怎么行呢？
有尊严地战胜贫困
很多人赞成限制企业用自动化技术取代工人。对于自动化技术 造成的失业者，大部分共和党人和相当大一部分民主党人都反对政府通过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或者“全国就业保障”计划为他们提供相应扶持。所以，尽管当前一些试点的政府福利计划比较有效，但难以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一些人怀疑政府的动机，认为政府只是想帮助极小部分的人，另一些人则怀疑政府兑现承诺的能力被夸大了。然而，还有一些人的想法，即便是左翼人士和左翼组织可能也会认同，那就是认为政府的做法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理
解，缺乏同理心，导致弱势群体不想得到这样的施舍和慈善。换句 话说，他们不想接受政府傲慢的资助。
阿比吉特曾经在联合国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工作，为联 合国制定新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此期间，他经常受到一些知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低调游说，这些组织试图对应该制定什么目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往往是了解有趣倡议的好方式，阿比吉特非常喜欢跟这些组织交流。其中，与一个名为“第四世界扶贫运动”(ATDFourth World) 的国际组织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为生动的记忆。
那次交谈的地点是在欧盟总部一个宽敞的房间。他进去后，立 刻注意到他们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没有西装，没有领带，没有高跟鞋，只有布满皱纹的脸、邇遢的冬季夹克，以及一种渴望的表情(这种渴望令他联想到了刚入学一周的大学新生)。他被告知，这些人经历过极度贫困，目前仍然属于贫困群体。他们想参加一个关于穷人想要什么的谈话。
结果发现这和他以前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人们踊跃发言，根 据自己的经验，谈论了自己的生活、贫困的本质和政策的失败。阿比吉特尽量做出回应，起初，当他持有不同观点时，会表现得尽量委婉，但很快意识到自己小看了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老练程度和反驳能力一点也不逊于他。
他带着对“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极大的尊重离开了，并且理 解了为什么它的口号是“一起有尊严地战胜贫困”。这是一个把尊严放在首位的组织，如果有必要，甚至高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其建立的内部文化中，每个人都被当作有思想的人，每个人都能得到认真对待，这给成员们带来极大的信心。这是阿比吉特没有预料到的。
该组织创办了_家小公司 TAE (Travailler et Apprendre Ensemble, 译为“一起工作与学习”），旨在为极度贫困的人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去了巴黎东部的大努瓦西，观摩他们的一次团队会议。我们到达时，这个小公司正在为他们的不同活动制定时间表，分配任务，并在白板上起草计划。完成工作安排之后，他们开始讨论公司的活动。在轻松而活跃的气氛中，大家严肃地讨论问题,然后开始各自的任务。这可能类似于硅谷一家小型初创企业的每周例会。
与硅谷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安排的活动（清洁服务、建筑 和电脑维护）和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会后，我们继续与尚塔尔（Chantal ）、吉尔斯（ Gilles ）以及让-弗朗索瓦（ Jean-Frangois ）交谈。尚塔尔原来是一名护士，但在一次意外事故后重度残疾。由于多年没有工作，她最终无家可归。这时她向“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为她提供住房，并在她准备好参加工作时,将她安排到了 TAE 这家小公司。我们见到她时，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10 年，先是在清洁团队，然后是软件团队，并成为一名领导者。现在她正考虑离职去创办一个帮助残疾人找工作的小型非政府组织。
吉尔斯也在这家小公司工作了 10 年。经过一段时间的严重抑郁 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在紧张的环境中工作。公司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后，他的情况逐渐好转。
让-弗朗索瓦和妻子失去了对儿子弗洛里安的监护权，弗洛里 安患有多动症，而弗朗索瓦也因为脾气问题被置于国家行政监护之下。他们联系了 “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该组织获准在接受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将弗洛里安带到他们的一个中心，接受指导和矫正。弗洛里安在那里了解到了 TAE 这家小公司。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迪迪埃（Didier） 在加入 TAE 公司之前，曾 经是一家传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助手皮埃尔-安托万 (Pierre-Antoine) 曾在一家职业介绍所做社会工作者，委托方解释了传统就业模式的局限性。当人们遇到一个困难时，传统就业模式可能会提供帮助。但当失业者积累了多个问题之后，不符合某些工作岗位对应聘者的正常期望，那么失业者往往很快放弃找工作，或者被拒绝提供帮助。与这种传统模式不同的是， TAE 的业务是围绕失业者自身的条件而设计的。
陪同我们参加会议的“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领导人布鲁 诺-塔迪厄(Bruno Tardieu) 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在他们一生中，人们都是施舍给他们东西，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做出什么贡献”。在 TAE 公司，他们被要求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每天一起做决定,互相培训，一起吃饭，互相照顾。当有人缺席时，他们会去查看。当有人需要时间来处理个人危机时，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TAE公司的精神很好地反映了其创办者“第四世界扶贫运动” 组织的精神。“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天主教神父约瑟夫•雷辛斯基( Joseph Wresinski) 在法国创立的，当时他坚信，极端贫困不是一群人自卑或能力不足的结果，而是系统性排斥的结果。排斥和误解是相互依存的。极度贫困的人被剥夺了尊严和能力。他们获得的教导是要懂得对帮助心存感激，即便他们并不是特别需要这种帮助时，也要如此。一旦失去了尊严，他们就很容易起疑心，这种疑心会被视为忘恩负义和固执己见，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所陷入的陷阱。87
在法国，一个雇用了不到12 个极端贫困者、生存艰难的小公 司，能够给我们的社会政策带来什么启示呢？
首先，在适当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工作，并使自 己变得富有成效。这种信念催生了法国的一项实验，试图创建“长期失业率为零的地区”，在那里，政府和公民组织承诺在短时间内为每个人找到一份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为每名员工提供最高1.8 万欧元的补贴，无论任何企业，只要同意雇用想要工作的长期失业者，都能获得这笔补贴。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寻找长期失业者（包括那些面临多种困难的人：精神或身体残疾、有犯罪前科等），为他们匹配工作，提供所需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其次，失业者不一定非要在所有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做好各 项准备之后才能参加工作。工作可以是信心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让-弗朗索瓦在找到工作后重新获得了儿子的监护权，他儿子为爸爸找到工作而自豪，这种自豪感也激励了他。
在远离法国大努瓦西的孟加拉国，规模庞大的非政府组织一孟 加拉农村发展委员（BRAC）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在他们开展业务的村庄里，极端贫困的人往往被他们的许多项目排除在外（或者这些穷人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社区的帮助下，确定了村里最贫穷的人之后，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生产资料（如一对牛或几只山羊），并在之后 18 个月的时间里，在情感、社交和经济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训练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资产。在七个国家开展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这种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懿在印度，我们跟踪评估样本已经有十年了。尽管该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进步，改善了所有家庭的生活，但我们仍然发现，与没有接受该项目的对照组相比，受益人群的生活方式存在巨大而持久的差异。他们消费更多，拥有更多资产，更健康，更快乐，从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极端贫穷人群变成了 “正常的穷人”。89 这与单纯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长期效果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迄今为止一直令人失望。90 要使这些家庭真正走上富有成效的工作轨道，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还需要我们用他们不习惯的尊重来对待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潜力和多年贫困对他们造成的损害。
在社会的保护制度中，对穷人尊严的严重漠视是普遍存在的。 一个特别令人痛心的例子是我们遇到的TAE 公司员工尚塔尔的遭遇。尚塔尔和她的丈夫都是残疾人，当他们需要别人帮忙照顾他们的四个孩子时（其中两个也是残疾人），他们得到了临时性的安置,把孩子送到寄养中心。结果，这个临时解决方案最终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只能每周在监督下探望一次孩子。人们普遍怀疑贫穷的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成千上万的瑞士贫困儿童被迫离开家庭，被安置在农场。 2012 年，瑞士政府正式为其导致父母与子女分离道歉。这种歧视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穷人的“种族主义”，令人想到了加拿大的一种政策：在加拿大,许多原住民儿童被送到寄宿学校，不让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以便让加拿大主流文化同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