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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造成的伤害
这种观点深深地困扰着那些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并受其威胁的 精英们。这就是为什么硅谷会流行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然而，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由机器人引起的绝望将会是未来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技术已经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许多国家，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和加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而在美国，这一问题更是无处不在。美国最近这三十年的情况应该使我们相信，不平等的发展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技术变革的副产品，而是政策的结果。
自己造成的伤害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不仅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低于它们的 惯常水平，而且它们还感到欧洲大陆和日本正在迎头赶上。增长成为关系到民族自豪感的问题。重要的是不仅要增长，而且要赢得与其他富国的“竞争”。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增长，民族自豪感的定义变成了 GDP 的规模及其持续增长。
对于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和美国的 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 来说，造成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经济低迷的原因一清二楚(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当时他们确实摸不着头脑)。这些国家向左派偏移得太远了——工会太强大，最低工资太高，税收太繁重，监管太霸道。想要恢复增长，就要对企业主好一点，采取降低税率、放松管制和解散工会的办法，同时减少国民对政府的依赖。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为了避免灾难而把税率定得比较低的想法是最近才出现的。在美国， 1951 年到 1963 年的最高边际税率超过 90%, 尽管此后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在里根总统和乔治- H. 布什总统的领导下，最高税率从 70% 下降为不到 30%0 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提高了一些，但也只有 40% 。在那以后，随着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轮流担任美国总统，税率上下波动，不过始终没有超过 40% 。最初在里根执政期间，然后在克林顿治下更为严重的一个情况是，较低的税率伴随着“福利改革”（换句话说，就是削减福利）。从原则（穷人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因此福利必须变成工资）和预算外强制性（由于税收减少）上来说，这么做都是有道理的。通过改变法律和直接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打击，让工会陷入了窘境（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里根号召军队反对航空管理员的一次罢工）。自此以后，工会的会员人数一直在下降。”管理条例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限制性，并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才能允许“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干涉商业运行。
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最高税率从1978 年的 83%, 下降到 1979 年的 60%, 然后又下降到 40%, 此后一直维持这种水平。战后（同样）非常强大的工会被坚决镇压一 1984 年的矿工罢工是撒切尔夫人统治的决定性时刻一一并从此一蹶不振。尽管青睐制定法规的欧洲一体化限制了这个趋势的发展势头，但是放松管制已经成为常态。英美之间的一个差别是，英国从来没有尝试进行重大的福利削减（撒切尔夫人显然想这样做，但是内阁的同事劝阻了她）。在撒切尔时代，公共支出确实从 GDP 的 45% 下降到了 34%, 但在随后的政府领导下又有些上升。26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可能与增长放缓带来的焦虑有 很大关系。尽管当时没有证据表明，针对富人的大幅减税措施会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仍在等待美国和英国所承诺的实现经济好转）,但证据本身是否存在更说不清楚。因为从1973 年开始，增长就停止了，最自然的反应是批评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右倾的)芝加哥经济学院的教授们，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与罗伯特•卢卡斯。
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深信增长是以不平等作为代价的。这一理论背后的想法是, 富人首先受益，而穷人最终受益。这就是著名的涓滴理论( trickle-down theory )0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John KemethGalbraith) 对其做出过最佳阐述，他说这就是 19 世纪 90 年代的“马和麻雀理论”：“如果你给马足够的燕麦吃，总有些燕麦撒在地上可以让麻雀吃。” 27
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契约发生了巨大变 化。自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