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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第一名吗？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腐败无能”的口号造就 了一批厌倦政府的公民，他们可能对当选领导人无耻腐败的消息不再感兴趣，从华盛顿到耶路撒冷再到莫斯科，都存在这种情况。他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不抱任何期望，不再集中注意力关注政府。因此，人们对轻微腐败的执念和纵容可能滋生大范围的腐败。
美国是第一名吗？
美国似乎陷入了僵局。40 年来，政府一直承诺美好的事情就在 眼前，但这也造就了一种太多人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政府)的社会大环境。政府坚持不懈地追求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再加上富人精心培养大众的反政府情绪，从而阻碍了政府抑制富人财富日益增长的企图。政府长期处于破产窘境，因为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是不可能提高税收的，甚至那些最具社会意识的年轻人也开始认为
① 环城路强盗(beltway bandit), 此处的环城路指环绕华盛顿特区的 495 号州际公 路，这条路沿线分布着很多家以竞标政府合同为主的私营承包商，以接近联邦机构和国会议员。——译者注政府的工作一点也不酷，所以他们就算无法跻身一个“重磅”的基金，也会转向那些私营部门的基金会，或者加入一个不加掩饰地赚钱的企业。然而，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唯一可能的岀路是让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许多其他国家，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虽然法国的收入不 平等问题没有美国那么令人瞩目，但的确有所加剧。从1983 年到 2014 年，最富有的 1% 的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100%, 最富有的 0.1% 的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150% 。由于 GDP 增长缓慢，除富人外，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趋于停滞：在同一时期，剩下的 99% 的法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 25% （ 每年还不到 1% ）。”这加剧了人们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并导致了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中间派的马克龙政府最近进行的一轮税收改革降低了税收的累进性，提高了单一税，取消了财富税，削减了资本税。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这对于法国从其他国家吸引资本是必要的。这很可能是真的，但它也冒着迫使欧洲其他国家跟进减税的风险，从而引发一场逐底竞争。美国的经验警告我们，欧洲出现这种局面的前景可能很难逆转。明智的观点是，欧洲国家需要通过合作来维持税收。
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税收在GDP 中的占比远低于美国。中低收入 国家的税收在 GDP 中的占比为 15%, 而欧洲的这一比例接近 50% （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为 34% ）o 在某种程度上，税收制度的不发达是经济性质的结果，经济体的很大一部分被收入难以核实的小公司或偏远农场占据。但在很大程度上，低税率是一种政治选择。印度和中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收入太少，不值得向他们征税。但随着收入的增长，印度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收入超过这个起征点的人必须缴纳所得税。新税率公布的那一天，提高起征点常常成为头条新闻。结果，缴纳所得税的人口比例保持在 2% 到 3% 之间。在很少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比例从 1986 年的不足 0.1% 上升到 2008 年的约 20% 。中国的所得税收入迅速增长，从不足 GDP 的 0.1% 增长到 2008 年的 2.5%, 而印度的所得税收入在 GDP 的 0.5% 左右停滞不前。更普遍地说，印度税收在 GDP 中的占比多年来一直稳定在 15% 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比例超过 20%, 这让中国可以选择增加投资，也可以选择增加社会支出。印度新实施的商品和服务税改革本应有助于提高逃税的难度，但作为一种按比例征收的消费税，它的财富再分配效果微乎其微。
此外，与美国非常相似的是，印度也曾利用税收来限制高收入 人群税前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但也不是很成功。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 的数据，印度收入最高的 1% 人口所拥有的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从 1980 年的 7.3% 上升到 2015 年的 20% 以上。在中国，人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虽然这一比例仍在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从 6.4% 升到 13.9% 。29
一个有趣的反例是拉丁美洲。多年来，每个人都用这个例子来 说明经济增长期间必然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后来，拉丁美洲被用来说明收入不平等过于严重时就扼杀了经济增长)。在最近几十年里，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显著的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策干预、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大规模的再分配改革催生的结果。30
这些国家扩大再分配的方式很有启发意义。在拉丁美洲，财政 转移支付计划向来面临着强烈的政治反对，反对者的依据就是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类似于赠予行为,将引发严重的道德后果和心理后果。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因为在美国，对滥用和懒惰的恐惧往往主导着关于社会福利的讨论。从一开始，墨西哥经济学教授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 就非常清楚有必要争取右翼的支持。利维教授在墨西哥制订“进步计划” (Progresa) 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刃这个计划强调“交换”，即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有条件的：这些受益的家庭必须带他们的孩子去看医生，然后送孩子去学校，才能拿到政府的钱。一项随机对照实验证明，那些获得该计划支持的儿童后来发展得更好。"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些计划才能持久实施下去。数十年来，历届政府有时会改变这个项目的名称 (Progresa 变成了 Oportunidades, 后来又改成了 Prospera), 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改变了。 2019 年，新上台的左翼政府似乎即将用一个附加条件更少的、慷慨程度相仿的计划取代该计划。
与此同时，墨西哥这种“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整个拉 丁美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效仿(就连纽约市也效仿它)。起初，大多数计划都采用了类似的附加条件，并经常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去评估计划的实施效果。这一系列实验有两个影响。首先，它们证明当一个政府给穷人发钱时，并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穷人并没有把自己获得的资助挥霍一空，也没有因为得到了资助而停止工作。这有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对财富再分配的看法。在2019 年的印度大选中，两大主要政党首次将为穷人发放现金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次,随着各国开始尝试这一模式及其变体，穷人显然并不像“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最初所暗示的那样需要那么多的帮助。公众对财富再分配的讨论出现了彻底的转变，墨西哥实施的“进步”计划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之上的多个变体对这种转变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即便在拉丁美洲，应对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斗争也没有取 得一劳永逸的胜利。最高税率仍然很低，最高收入也没有大幅下降（自2000 年以来，在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中，智利的最高税率维持不变，哥伦比亚的有所上升，巴西的则有升有降）。為但是，“进步”计划的经验凸显了这样一个理念，即认真的制度设计或将成为打破美国等地在应对收入不平等方面面临的僵局的关键。
搞清楚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比 太空旅行更伟大，甚至可能比治愈癌症更伟大。毕竟，这关系到我们对所谓“美好生活”的整体认知。我们有的是资源，但我们缺乏有助于我们跨越分歧和猜疑鸿沟的理念。如果我们能让世界认真参与这一探索，让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合作，重新设计我们社会的各项制度，提高其有效性和政治可行性，那么历史或将以感激之情铭记我们这个时代。
—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