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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重穷人做起
如果一个社会保护体系以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急需 帮助的人，那无异于在惩罚受助者，受助者也会竭尽全力避免与这套体系发生任何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影响的不仅是那些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极端贫困人口。当社会体系表达出惩罚和羞辱时，整个社会都会退缩，当一个工人刚刚失去工作时，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得到与那些极端贫困人口一样的待遇。
从尊重穷人做起
我们完全有可能探索出一种不同的救助模式。有一次，我们驱 车前往位于巴黎附近塞纳特市的“当地使命”组织的办公室，观摩一场关于“年轻创业者”计划的会议。该组织的一站式服务旨在满足贫困青年在医疗、社交、就业等方面的需要。“年轻创业者”计划面向那些想要做点小生意的年轻失业者。年轻人围坐在桌旁，阐述自己想做什么。我们听到有人说打算开设健身房、美容院或有机美容产品商店。然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想创业。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没有谈到钱，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谈论尊严、自尊和自立。
“年轻创业者”计划的救助方法与就业促进机构的典型救助方法 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方法中，咨询师们的目标是快速确定那些急需救助的年轻人（主要是高中辍学生或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做什么事情，通常是安排某种培训项目，然后指导他们去工作。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咨询师知道什么对各方有好处（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借助某种机器学习算法去了解这一点）o 年轻人要么听从咨询师的安排，要么失去相应的好处。
迪迪埃•杜加斯特（Didier Dugast ）构思了这个"年轻创业者" 计划，他告诉我们，传统的方法往往流于失败。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之前一直都是被告知该做什么，还被告知他们在学校或者在家里的表现不够好，他们来的时候内心布满创伤，自尊心极低（我们在定量调查中证实了这一点"），这往往会转化为一种本能的怀疑，怀疑别人提供给他们的一切帮助，并倾向于拒绝别人提出的建议。
“年轻创业者”计划背后的想法是，先从年轻人提岀的计划开 始，然后认真对待。第一次访谈邀请他们讲一讲想做什么，为什么想做，以及什么地方适合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计划。我们参加了三次访谈：一个想要开一家中药店的年轻女性，一个想要通过网上商店出售自己平面设计方案的年轻男性，还有一个想要为老年人开一家家庭护理公司的年轻女性。在所有的案例中，第一次访谈都很长（每次约一小时），而且社会工作者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项目，从来不会明显地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此之后，进行更深入的访谈，组织几次小组讨论。在这些谈话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集中精力说服这些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命运，并且拥有成功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清楚地向这些年轻人表明成功的途径不止一种，有抱负的中医药剂师可以通过接受培训，成为一名护士或护理人员。
我们参与了这个“年轻创业者”计划的随机对照实验。900 名 申请了这个计划的年轻人被分给了这个计划或其他常规服务技能培训计划。我们发现，参加培训计划的人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而且挣得更多。对于那些最弱势的人来说，影响要大得多。乍一看，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计划尽管是从申请人想创业的念头开始，实际上最后却降低了创业的可能性，其主要价值（及明确理念）是，自主创业计划只是接触和了解这些申请者的一个起点，但未必是终点。该计划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帮助这些弱势群体恢复信心的疗愈过程。对这些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创业，而是在 6 个月到 1 年内找到一份稳定的、有回报的工作。我们还评估了另外一个侧重帮助穷人创业的计划作为对比。■亥计划择优挑选在创业方面最有前途的穷人，然后帮助他们把初步的项目创意逐步落实，但这个计划能够帮到的人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它选中的人无论得到什么帮助都很可能成功，其效果并不如注重帮助穷人找工作的“年轻创业者”计划那么好。92
在我们看来，塞纳特市“年轻创业者”计划之所以得以发挥作 用，正是源于它非常注重维护年轻人的自尊感。在这些贫穷的年轻人里面，很多人从未被任何公职人员（教师、官员、执法人员）认真对待。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教育研究表明，孩子们很快就理解和记住了自己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而老师又强化了这种地位。老师们被告知，有些孩子比其他人更聪明(但这些孩子们只是被随机挑选的，并不具有代表性)，对待他们的方式便有所不同。所以，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弱者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在法国，有一项关于通过干预措施激发年轻人潜能的随机评估，其灵感来自心理学家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 关于"坚毅”的观点①。％它向学生展示鼓舞人心的视频，鼓励他们认为自己是强大的，这对他们在学校的正常出勤率、课堂状态，甚至考试成绩都有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似乎与孩子们对自己的坚毅和认真程度的看法无关(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孩子们在这些方面给自己打低分)。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对像他们这样的人取得成功的机会变得更加乐观。"“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与巴黎蒙特梭利高级研究所开展合作，试图尽早打破这种低期望值造成的恶性循环。其运作的“紧急住房援助”计划，运营着一些高质量的蒙特梭利学校，和巴黎市中心为数不多的服务精英的私立蒙特梭利学校一样，光鲜亮丽，管理良好。
同样从居高临下到恭敬有礼的态度转变，在芝加哥市中心实施 的"成为一个男人"(Becoming a Man) 计划中也有所体现。该计划旨在缓和年轻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与其告诉他们使用暴力是错误的，我们更应该首先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生活在贫困社区的青少年来说，暴力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弱者的印象，好斗甚至打架可能是必要的。身处这种社区环境中
① 达克沃思关于这一观点的作品《坚毅》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的人，一旦受到挑战，就会本能地用暴力反击。所以，“成为一个男人”计划并不是直接告诉参与者暴力并不是正确之举,也不会在他们诉诸暴力时施加惩罚，而是让这些来自贫穷社区的孩子们参与一系列受到认知行为疗法启发的活动，帮助他们识别暴力何时算适当反应，何时算不当反应。实际上，他们被教导，只需花一分钟来评估环境，并评估适当的行动方案。在施加干预期间，该计划使该地区被捕总人数减少了约1/3, 减少了一半因暴力犯罪被捕的人数，并使毕业率提高了约 15%o 96
受干旱影响的印度农民、芝加哥南区的年轻人和刚被解雇的50 多岁白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他们本身不是问题。他们有权被他们是谁，而不是其面临的困难所界定。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旅行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希望是人们前进的动力。根据一个人面临的问题去界定他，就是将问题的本质归因于他所处的环境，并否认问题存在改善的希望。这样一来，这个人的自然反应就是把自己蜷缩在这个身份中，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的后果。
在这个变化和焦虑的时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吸收那 些影响到自己的冲击波，而不让这些冲击波影响自我意识。不幸的是，我们承袭的制度并非如此。我们的社会保障仍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色彩，太多的政客毫不掩饰自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轻视。即使态度有所转变，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深刻的反思，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线索，但我们显然没有找到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们怀疑其他人也没有。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但只要我们了解目标是什么，我们就能赢。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桑田沧海
屋宇建起又倒坍、倾圮又重新扩建，
迁移，毁坏，修复，或在原址
出现一片空旷的田野，或一座工厂，或一条间道。
旧石筑新楼，古木生新火，
旧火变灰烬，灰烬化黄土……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 ，选自《东科克尔村》
经济学假想了一个活力不可抑制的世界：人们总是有灵感，随心 所欲换工作，从制造机器转向制作音乐，想辞职就辞职，然后决定环游世界。新企业不断诞生、崛起、失败、消亡，由更时髦、更卓越的创意取而代之。生产力在断断续续的跳跃中增长，国家变得更富有。曼彻斯特工厂生产的产品转移到孟买的工厂，然后转移到缅甸的工厂，也许有一天会转移到蒙巴萨或摩加迪沙的工厂。曼彻斯特以“数字曼彻斯特”的形象获得重生，孟买将其工厂改造成高档住宅和购物中心，在那里，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会花掉他们新赚来的丰厚薪资。机遇无处不在，时刻等待着需要它们的人去发现和抓住。
然而，作为研究贫穷国家的经济学家，我们早就知道实情并非 如此，至少在我们工作和生活过的国家并非如此。孟加拉国的穷人渴望移民，但他们宁愿与家人一起待在村子里挨饿，也不敢面对在城市找工作的不确定性。加纳的求职者呆坐家中，他曾经相信教育会给他带来机会，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美好前景成了镜花水月。贸易导致南美洲南锥体地区①的大量工厂倒闭，但是很少有新的企业来取代它们。改变似乎总是造福于其他人，看不见，也接触不到。那些在孟买工厂失去工作的人将无法在那些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他们的孩子也许会找到一份大部分人都不想要的工作。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意识到，许多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 所有经济体都有各自棘手的问题，但肯定存在重要的区别。与印度或墨西哥的小企业相比，美国的小企业发展速度快得多，而那些没有发展起来的小企业肯定会倒闭，迫使企业主转战他处。印度和墨西哥的零售商似乎一直止步不前，既没有成长为下一个沃尔玛，也没有退出去做其他更有前途的事情1 (墨西哥的情况要稍好一些)0 然而，美国的这种活力掩盖了巨大的地理差异。博伊西的企业纷纷倒闭，而在繁荣的西雅图，企业却欣欣向荣，但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却无力迁居西雅图。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一旦迁居，就不得不放下很多他们珍视的人和事，比如朋友和家人，回忆和归属感。但随着好工作的消失，当地经济陷入混乱，这些选择看起来越来越可怕，人们的愤怒也不断累积。这种局面正出现在世界很多地区，包括德国东部、法国大城市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英国“脱欧派”腹地、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美国红色州，以及巴西、墨西哥的大片地区。富人和有才能的人敏捷地套上了经济成功的光环，但是太多的其他人不得不退缩。这个世界造就了唐纳德•特朗普、贾尔•博尔萨纳罗( JairBolsonaro) 和英国脱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将制造更多灾难。
① 南锥体地区指的是南美洲位于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一般包括阿根廷、智利和 乌拉圭，是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编者注
然而，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过去40 年最 显著的事实是变化的速度，其中有好的变化，也有坏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崛起、世界贫困一再削减、收入差距的爆炸式扩大、艾滋病形势的跌宕起伏、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个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脸书和推特、“阿拉伯之春”、专制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在过去的 40 年里，我们看到了上述种种现象。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阿比吉特还在像婴儿学步般地努力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苏联仍然能够博得尊重，印度当时还在寻思着如何变得与苏联更相似一点，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刚刚开始他们对现代福利国家的攻击，世界人口的 40% 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自那至今，很多都改变了，而且很多变得更好了。
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自愿的。有些好主意碰巧流行，有些坏 主意也是如此。有些变化是偶然的，有些则是其他事情的意外后果。比如，收入不平等加剧是黏性经济的另一面，这使得在正确的时间岀现在正确的地点更有利可图；反过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为经济建设热潮提供了资金，为发展中国家城市里那些非技术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减贫铺平了道路。
但很多变化是由政策引发的，低估政策的作用是错误的。这类 变化包括：中国和印度在私营企业和贸易领域的开放；英国、美国及其效仿者对富人的减税；全球合作减少可预防的死亡；把经济增长置于比环保优先的地位；通过改善不同地区的互联互通状况，刺激国民在国内迁徙，或因为对宜居城市的投资失败而降低了国民在国内迁徙的念头；福利国家的衰落以及最近发展中国家重新发明出了转移支付的福利政策；等等。政策的力量是强大的。政府有能力做大好事，但也有能力造成大破坏。大规模的私人捐助和国家之间的捐助也是如此。
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社会科学 领域更为常见）。社会科学家们在很多大趋势尚未显现之前就著书立说，论述苏联式政府干预的疯狂野心、释放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潜在的环境灾难以及互联网的非凡力量。聪明的慈善家们正在践行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推动向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以确保更广泛地开展检测，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好的经济学战胜了无知和意识形态，确保在非洲免费分发（而不是出售）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从而使儿童疟疾死亡人数减少一半以上。坏经济学支撑了对富人的慷慨施舍和对福利计划的压缩，宣扬了国家无能、腐败，穷人懒惰的观念，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又导致穷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懒惰,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僵局。狭隘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更快的增长无处不在。只是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努力，且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盲目的经济学忽视了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爆发式扩大，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的加剧，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从而推迟了应有的行动，以致可能无法挽回。
正如用自己的观念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所写的那样："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思想很强大。思想推动变革。单靠好的经济学救不了我们。但没有它，我们注定要重复昨天的错误。无知、直觉、意识形态和惰性结合在一起，给了我们看似合理的答案，承诺了很多，但可预见的是，它们终将背叛我们。没错，正如历史一遍又一遍证明的那样，最终占上风的思想可能是好观念，也可能是坏观念。我们知道，“对移民保持开放态度将不可避免地摧毁我们社会”的观念似乎正在赢取人心，但事实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反面。我们对付坏观念的唯一办法是保持警惕，抵制显而易见的诱惑，对它们承诺的奇迹持怀疑态度，质疑证据，对复杂性保持耐心，对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能知道的事情保持诚实。如果没有这种警惕性，有关多方面问题的讨论就会变成口号和漫画，政策分析就会被庸医疗法所取代。
行动的呼吁不仅是面向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也是面向我们所有 人的，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
所有的书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而与大多数书相比，本书或许更 是如此。出版人琪姬•萨卡尔(Chiki Sarkar) 鼓励我们在对未来形成清晰规划之前就启动撰写本书的项目。她的热忱、智慧和对我们能力的信心，引导和支撑我们完成了这个项目。之后，安德鲁•威利( AndrewWylie) 也加入了这个项目，其丰富的经验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信心。尼尔-慕克吉 (Neel Mukherjee) 读完了最初版本的全部手稿,就方向、风格提出了一些建议，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确信，这是一本值得写，甚至值得读的书。麦蒂•麦凯尔韦 (Maddie McKelway) 做了非常卓越的工作，以确保书稿中的每一个事实都得到了正确的核对和引用，确保每一个句子都讲得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如同为我们上一本书《贫穷的本质》提供协助一样，克莱夫•普里德尔( Clive Priddle) 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未来要走向哪里，而且往往是在我们自己还不明确的时候，他就能提前知道，他的编辑工作使手稿变成了_本真正的书。
我们在写这样一本超越核心能力的书时，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许多经济学家朋友的智慧。我们身边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人，不可能记得每个想法蒙谁所赐。列出一些人，必然存在漏掉其他人的风险,但我们觉得必须列出他们(当然，文责我们自负)：达龙•阿切莫格鲁(Dara n Acemoglu )、戴维•阿特金( David Atkin) 、阿诺•科斯蒂诺 (Arnaud Costinot )、戴夫-唐纳森( Dave Donaldson )、雷切尔•格伦斯特( Rachel Glennerster )、彭妮•戈德堡( Penny Goldberg )、迈克尔•格林斯通( Michael Greenstone )、本特•霍尔姆斯特伦( Bengt Holmstrom )、迈克尔•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本•奥尔肯( Ben Olken \ 托马斯•皮凯蒂、艾玛•罗斯柴尔德 (Emma Rothschild )、伊曼纽尔•赛斯、弗兰克•席尔巴赫( FrankSchilbach )、斯蒂芬妮•斯坦切娃和伊凡•韦宁( Ivan Werning )o 非常感谢你们不辞辛劳的赐教。此外，我们还感谢我们那些博士生导师:乔希•安格里斯特( Josh Angrist )、杰里•格林( Jerry Green )、安德烈•马斯•科勒尔( Andreu Mas Colell X 埃里克•马斯金( EricMaskin ) 和拉里•萨默斯，我们还要感谢许多老师、合作者、朋友和学生，他们的印记在书中随处可见。漏掉其他人是严重不公平的，但我们不得不再次冒着这一风险，向下列人物表示感谢：菲利浦•阿吉翁 (Philippe Aghion )、玛丽安娜•贝特朗 (Marianne Bertrand )、阿伦•钱德拉塞卡尔( Arun Chandrasekhar )、丹尼尔•科恩( DonielCohen )、布鲁诺•克雷蓬( Bruno Crepon )、恩斯特•费尔( ErnstFehrX 埃米•芬克尔斯坦( Amy Finkelstein X 迈特雷什•加塔克 (Maitreesh Ghatak )、雷马•汉娜( Rema Hanna )、马特•杰克逊( Matt Jackson )、迪安•卡兰( Dean Karlan )、埃利安娜•拉费拉拉( Eliana La Ferrara \ 马特•洛( Matt Low )、本•莫尔( BenMoll X 森迪尔•穆拉纳坦( Sendhil Mullainathan )、凯万•孟希、安德鲁•纽曼( Andrew Newman )、保罗•尼豪斯( Paul Niehaus )、罗希尼•潘德( Rohini Pande )、南希•钱( Nancy Qian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鲍勃•索洛( Bob Solow )、卡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 )、塔夫内特•苏里 (Tavneet Suri) 和罗伯特•汤森 (Robert Townsend )o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影响，本书就不会成为现在
的样子。
我们在巴黎经济学院的那一年访学可谓天赐良机。那是一个令人 感到愉悦和有趣的工作场所，氛围既严肃，又活泼。我们特别感谢吕克•贝哈格尔(Luc Behagel X 丹尼斯■科尼奥( Denis Cogneau )、奥利维尔•孔特( Olivier Compte )、埃莱娜•贾科比诺( H G 怕 neGiacobino )、马克•古尔甘德( Mark Gurgand )、西尔维•朗贝尔 (Sylvie Lambert) 和卡伦•马库斯( Karen Macours ); 感谢吉勒斯•波斯特尔-维奈( Gilles Postel-Vinay) 和卡蒂亚•祖拉夫斯卡娅 (Katia Zhuravskaya), 感谢他们总是充满热情的微笑、有趣的交谈和许多汗流洪背的网球比赛。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格伦( Glenn) 和萨拉•埃里森( Sara Ellison ) 为了我们去调换自己的假期，让我们这一年的访学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衷心感谢布莱兹•帕斯卡( BlaisePascal) 担任主席的法国区域硏究所，还要感谢安盛研究基金会、 ENS 基金会、巴黎经济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感谢它们提供的资金和其他支持。
15年来，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J-PAL) 的团队不仅为我们的硏究提供了动力，还让我们对经济和人类保持乐观。我们非常幸运地与这些善良慷慨、勇于奉献的人年复一年地一起工作。感谢这艘船的掌舵者伊克巴勒•达利瓦( Iqbal Dhaliwal), 还要感谢约翰-弗洛雷塔( John Floretta \ 索比尼-慕克吉( ShobhiniMukherjee )、劳拉•波斯维尔( Laura Poswell) 和安娜•施林普夫 (Anna Schrimpf)o 无论我们看到或看不到他们，他们都是我们每天的伙伴。当然，也要感谢希瑟•麦柯迪( Heather McCurdy) 和乔万娜•梅森( Jovanna Mason ), 感谢他们勇敢地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恢复—些秩序。
埃斯特的父母米歇尔(Michel) 和维奥莱娜•迪弗洛( Violaine Duflo), 以及她的哥哥科拉斯( Colas)— 家人是我们能在巴黎度过美好时光的重要原因。感谢你们一年又一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阿比吉特而言，他的父母迪帕克(Dipak) 和尼尔马拉-班纳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