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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转变:从创业到专业化管理
引入职业经理人改变了公司的领导力。[42]在此背景下,领导力意味着公司文化的转变过程——将公司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带入下一个阶段。实际上,这个转变过程也意味着公司将从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转而面临另外一些问题,而公司领导者既要解决现在的正常的问题,也要为解决转型后将会遇到的问题做好准备。新来的管理者必须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导者,而不是又一位外来的执行创始人决策的高手。这位新人的职位可能是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或执行副总裁,他的工作是为了接手创始人的工作。
这位新人应当让“大猩猩”从创始人的背上下来,并解决公司在学步期时的各种问题。在决策时,公司必须变得更专业化,不再依靠直觉,也就是主动创造机会,而不是被机会所驱赶。这位新领导者应当建立制度、设计薪酬方案、重新定义角色和责任,并使一系列规则和政策制度化。对于一个习惯于只听到创始人不停地说“干!干!干!”的公司,他会不停地说:“不!不!不!”
青春期公司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呢?处于婴儿期的公司需要那种愿意冒险和渴望取得成果的领导者,这些实干家愿意挺身而出并做出承诺:“这是我的1万美元,还有谁愿意加入?”学步期公司的领导者则已经凭借其原先的想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开始探寻新的选择,他们需要抛弃以产品为导向的短浅眼光,除了短期目标之外,他们还需要拥有一种市场眼光。学步期公司的领导者身上有典型的创业者特征,他们富有创造力并渴望成功。但是当公司进入青春期时,这些领导者会遇到许多问题,也就是必须将工作重点转向制度、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青春期的公司要求领导者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技能。
许多创始人意识到,公司需要做出改变了,并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缺乏必要的技能甚至兴趣来继续领导公司。他们打算通过从外面雇用职业经理人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些“雇来的枪手”与自己不同,职业经理按时上班,也按时下班。他们整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是操作计算机,就是搞些文书工作。他们说话不多,一旦开口说话,也总是说不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显得不那么开放和热情。
慢慢地,创始人领悟到这些雇来的枪手和自己不是一路人:“这个家伙不像我。如果我像他这样打理公司,我们绝不可能走到今天!”这种逻辑开启了一种旋转门综合征。这些雇来的管理者被解雇,因为他们“不像我”,这时,创始人努力想找到不一样的管理者,某个“像我,而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
这个办法也不会奏效。每个人都喜欢这位新来的整天外出做销售的管理者,但是他似乎没有领导力,他的组织能力差,并且没有制定好各项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新领导者无法控制住创始人。“我们需要一位比这位老兄更强有力的人。”大家纷纷议论说。然而,当一位更加强有力的新管理者加盟时,他给公司文化带来了重大的调整,创始人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旋转门又一次转动了。悖论在于,一方面创始人在寻找一个“像我们大家的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人“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不是吗?
创始人是在寻找一个能使潜水艇飞起来的驾驶员。他们必须认识到的是,青春期公司所需要的领导力风格是和早期阶段不同的。对于这个关键转变,青春期公司不需要像创始人那样的领导者,新领导者需要做的是对创始人的领导力风格加以补充。
为了确保健康地过渡到青春期,创始人必须在恰当的时候把接力棒交给新一代的管理者。
好的管理不是马拉松比赛[43],而是一场接力赛。
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间点?恰当的时间点应当是公司运转良好,没有过大的压力迫使创始人放弃或卖掉公司时候。当时的局势不会迫使公司中出现错误的领导力风格。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会问:“如果公司收益不错,又运转良好,为什么还要改变领导力风格?”之所以恰逢其时,是因为这时没有压力!如果当公司面临危机时再进行这种转变,在内部临阵换将可不是一种受欢迎的做法。
传递接力棒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在生命周期的这个阶段,公司组织混乱,在外人看来,一切都显得让人困惑。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可能还填不满一张纸,每个人及其同事都会因为这事或那事直接找创始人汇报,薪酬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将薪酬体系转化为正规的制度,也得不到贯彻执行。根本就没有管理深度,组织的行为反映出了创始人的行为,这种风格堪称是一种游击队文化。
员工总是在谈论着以往的旧日子,他们有自己的规矩和排座次序。由于创始人急切地寻求稳定,因此老员工常常会得到额外的奖赏。[44]由于没有书面成文的规定,所以公司这些老员工就成了公司规则和行事方式的记录者,如果他们离开公司,他们的离开会使公司陷入混乱,直到另一个人说清楚工作该怎么做。这种不可或缺性使得公司老人具有极大的政治权力。
此外,创始人——常回忆起公司老员工在婴儿期与自己一起打拼的日子——十分看重这种忠诚性。这些老员工和创始人身上有着同样的伤疤,所以创始人很听得进这些老伙伴的话。
正是由于这种环境,才必须接纳能承担起进行“专业化”经营的新管理者。新管理者致力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的做法,被看作对论资排辈权力结构的直接对抗。一般而言,资历老的员工会反对这种做法。当新来的管理者试图掌握权力杠杆时,真正的战斗开始了。这些老员工会越过新的请示汇报体系,而直接跑到创始人那里去告新老板的状。
“他正在摧毁大家的士气。”
“他不了解我们公司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接着是最后一击:“他做事的方式和你不是一个路子。”那么,创始人会支持谁呢?新来的管理者?恐怕不会。于是,新来的管理者被迫雇用一些支持自己的人,以便从侧面来回击公司的老员工。人们开始分帮派了,钩心斗角的习气也开始蔓延。这种敌对的小团体之争就创造了一种“我们对他们”的文化。[45]
一些管理者力图建立新的激励制度,不是按照个人偏好,而是严格按照绩效来客观地给予薪酬。这种制度也招来了公司老员工的反对,他们担心会失去其特殊的待遇。这位新掌门人或许还打算重新设计各种岗位并明确相应的责任,当然,老员工也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其权力基础。新的管理者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
然而,在大多数公司里,问题的最大来源,就是雇用新管理者的创始人本人。正是这位创始人将新项目和新产品放在一切的首位,并且通常的情况是,关于这些新项目和新产品的想法既没有被很好地加以计划,也没有被很清楚地表述出来,创始人要求新管理者制定预算,并且不遗余力地准备该预算,或许,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按时做出的第一份预算,但是,创始人又打算搞新东西了,或者已经着手做了,却并没有包含进预算中。与新管理者改预算的速度相比,创始人改变想法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创始人就成了违反新管理者所制定的政策和流程的第一人。
老员工们在一边冷眼旁观着这场“游戏”。当创始人树立了违反规定的第一个例子时,他们断定这位新管理者是一只跋脚鸭,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违反的。猜一猜谁是被训斥的人?猜一猜谁不得不解释为什么新的预算、规章和政策得不到遵守?当然是这位新管理者。这种做法足以导致这位新管理者产生强烈的防范感,以及对创始人及其老伙伴们的强烈的反感。新管理者眼看着自己处于一种没有胜算的境地,开始奇怪,为什么一开始接受了这份工作。他感到无助、疲惫、厌倦,并且感到自己努力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全然没有得到认可。
在有些公司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相反的综合征,当公司创始人认识到他们再也无法坐在驾驶座上率领公司前进的时候,这种综合征就出现了。职业经理人告诉他们这一点,董事会告诉他们让位,甚至一些员工也公开暗示转移领导权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创始人退位了,他们真的起身离去,但是公司一直是按照创始人的偏好而组织起来的,缺乏以任务为基础的结构和管理制度。由于公司没有系统的决策制度和如何调整方向的相关规定,公司的新管理者发现自己拿了一张真正的空白支票。我曾经看到过这种情况,新的管理层开始了购物大狂欢:他们购买计算机、雇用咨询师、指定新的管理人员,大肆花钱,所有这一切的名义是:公司需要控制和制度。
尽管控制是必需的,但是公司收入却无法支持这种恣意挥霍。职业经理人习惯于控制——他们不是销售人员―他们习惯于用花钱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尽管公司的销售已经开始下滑了。这一下,创始人真的有切肤之痛了,他们感到,似乎他们的公司被某个人劫持了。如果他们插手干预,重新回到驾驶座上,他们会受到谴责;而如果他们坐在一旁,眼看公司一步步垮下去,他们也会受到谴责。
哺育一家处于青春期的公司,其中的痛苦是真实的,也常常是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