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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不相容性
这是个新问题。如果我没有没收木琴，而是让他们一边想办法解决问题一边拿着木琴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花多长时间来解决问题？时间会更长，对吧？
这说明，你发现了四种功能是不相容的。同时发挥P功能和I功能比只发挥P功能或I功能更难。
公司如果能同时妥善发挥四种管理功能（执行、行政管理、创业精神和整合），就会实现效益和效率，既有积极性又有有机性。这种组织长短期内都能保证效益和效率。但这些功能既相辅相成，也此消彼长。因此，想要同时实现四种功能难度巨大，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P功能和I功能的不相容性
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你们公司要开会，因为面临时间压力，所以迅速决策很重要，这就是所谓的P功能压力。但你仍然努力做到态度开明，愿意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也就是说，你有对I功能的渴望。这样的会议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P功能和E功能的不相容性
P功能和E功能也不相容。你是不是经常说：“要干的事儿太多了，我都没法清晰思考了。”你真正的意思是，因为忙于眼前的工作，你都没有时间去做出改变了。同样的道理，婚姻触礁的人总是处于忙碌的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要如何改变生活，如果他们希望通过度假来解决问题会怎样？度假回来后，他们会准备申请离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申请？他们不是刚美美地度了个假来解决所有问题吗？他们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他们在假期中有时间思考了。
正如我们所见，执行（P）对创业精神（E）有影响，反之亦然，创业精神也能影响执行力。生产部门可能对规划部门和工程设计部门说：“你们要是还不停地变来变去，我们什么事也完成不了。”
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冻结住计划。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时候停止改变，以便能够开始行动。
如果变化太多，能完成的事情就会少。变革太多的国家可能会陷入瘫痪状态。20世纪80年代，巴西政府为了遏制通胀，不断引入新法律和经济政策。这些变革制造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长期商业投资都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就是E威胁到了P。政府越是不规律地对抗通胀，就越是加剧了通胀。想要获得供应，就要保持稳定。但通胀越严重，政治人士就变得越狂躁，越以危机为导向，不断颁布法律和发布政策，而他们的举动却破坏了物资的稳定供应。在高通胀时期，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几乎年年都换，不仅没能遏制通胀，反而让通胀更严重了。
P功能和A功能的不相容性
想要赢得网球比赛，你要将球打回到对方的半场，这样你的拦击才有效果。不管用什么方式仅仅将球打回到对方的半场，相当于发挥P功能，实现了比赛的预期效果。是否存在无法实现效率的情况？当然存在！你打中了球，但身体却扭曲得像卡通人物一样。
如何变得有效率？在接受网球训练的过程中，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击球，通过训练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双手和身体，就学会了如何实现效率，用最少的力气迸发出最大的击球力量。这相当于发挥A功能。
是否存在有效率没效益的情况？这意味着你完成了所有正确的动作，却没有击中球，因为球落到了别处。想象一名选手以某种方式击球时效率非常高，他没有奔向球的落点，而是站在自己最喜欢的位置不动，反而抱怨对方没有把球打到自己面前来，没让自己实现最大的击球效率。
官僚机构就是这种行事方式。他们事事都是走过场，干什么都照本宣科。你挑不出他们有什么错，他们只是罔顾了客户的需求。官僚机构热衷于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却没能做正确的事。他们的系统只重效率，忽视了效益。客户及其不断变化的需求影响了官僚结构的效率。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宁愿保效率而牺牲效益，也不愿保效益而牺牲效率，他们宁愿选择精确的错也不愿选择大致的对。
A功能和I功能的不相容性
A功能和I功能也是相辅相成的。A侧重“方式”，而I侧重“谁”和“和谁”。两者虽然都以“方法为导向”，但A涉及机械的“方法”，I涉及有机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它们不相同的例子。哪个地区的犯罪率更高：是高度工业化的大城市，还是几乎所有人彼此都认识的小村庄？在人们彼此感觉疏远的大城市犯罪率更高，他们缺乏归属感和互依感。这就是I功能缺失：犯罪是经济、社会、情感和政治分化的表现。
依靠法律与秩序来打击犯罪的典型方式，相当于用A解决方案来处理I问题。我们越是依赖A解决方案，I问题就会变得越严重。A对I的替代性，和I对A的替代性是一样的。随着人们越来越少地依赖社会价值来管理相互依存关系，而是起诉对方并尝试在法庭上解决纷争，法律环境变得越发紧张。采取的A措施越多，就会导致分化越严重，而分化的局面则会导致投入更多A措施，连续不断。
美国是全球人均入狱率最高的国家。随着变化加速，分化加剧，越来越容易以机械的A方式来应对犯罪，这是大多数获选立法者最青睐的方式，他们是接受过正式教育的律师，他们相信法律能解决问题。A方式是逮捕犯罪分子的有效方式，但只有I解决方式才能从社会经济层面真正意义上解决犯罪问题，比如社区委员会、邻里监督和社区荣誉感，或“自我管理”等。
人们很容易用A解决方式来处理I问题，因为在A解决方式下，我们只需要执行规定，不需要思考解决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巩固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从短期看A是更高效的方法，I虽然要花费更长时间，但其效果更持久，I是长期的方法。
我们越是依赖短期方法，最终出现的长期方法存在的问题就会越严重。
哪个国家因为擅长I而建立了竞争优势？日本的主要优势就是I，所以才有“企业化日本”的说法。企业与政府通力合作，员工和管理层和睦相处。在日本，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强烈的互依感、亲近感和忠诚度。[11]日本企业的I功能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可能会削弱A功能。日本人在A方面也表现出色，日本的出租车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司机还戴着白手套。日本人对规则和仪式的接受和遵守程度也都是有口皆碑的。日本人尤其勤奋和努力，因此P能力也很强。日本人在文化上兼具了PAI素质，因此能在短期内高度成功。但我一直在思考，日本是否因为缺乏E而慢慢丧失自己的地位。日本缺少个人创新，他们的教育体制让学生通晓知识，却没有教会他们自由学习和创造[12]，个人的创新E能力很弱。
哪个国家在A方面不断进步，但在I方面却在走下坡路？答案是美国。美国如何超越日本的优势呢？
美国应该输出A，输入I。具体要怎么做？我曾开玩笑地建议美国把工商管理教授派到日本去，向他们传授传统的管理理论，包括控制幅度、统一指挥原则、管理层相对员工的专属权力、精英式管理决策，以及基于对立关系的管理实践。所有这些理念都会助长A而削弱I。接下来，美国应该学习日本的参与性机制、相互合作以及长期忠诚，这些都是日本管理实践的特点。实际上，我的建议正成为现实，日本人推祟并效仿美国，很多日本高管人士都曾向我抱怨，日本参与性机制效率低下，表示自己非常推崇哈佛商学院的管理课程。[13]
那么美国人向日本人学习了什么？他们学习了如何整合（I）——日本式的参与性管理。这种交换能提升美国实力，削弱日本实力。
A和I有区别。I能创造长短期效率，而A只能在短期内发挥功能。随着环境的变化，如果A长期保持不变，就会失去其功能。I同时兼具灵活性和适应性，而A两者都不具备。
公司能否只靠I而不靠A在短期内保持效率？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游击队采用的就是这种做法。他们不像那些建立了等级制度的正规部队有自己的行动手册。队员只是信仰一套价值观体系，这就是游击队的行动守则。同样的道理，亚洲的商业王朝不是利用A来管理广阔的家族企业版图的，而是利用I。彼得·德鲁克曾预测，在21世纪，亚洲商业家族将称霸世界。[14]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缺少A，家庭也会分崩离析。在这些家族中，E作为个体化行为，可能会受家族的束缚。另外，跨国公司也能在不牺牲A和E的前提下学会I。我的预测是基于在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工作经历而得出的。
A和I满足的是同样的公司职能：它们是黏合剂，有助于建立互依性。但两者的区别在于，A要落在纸面上，而I不需要。A不是从行为上逐渐吸纳，而是要靠外部力量强制执行。除非参与者认可I并将其纳入价值体系，否则I就无法存在，因此，I要依靠共享它的成员们来规范和执行。
在A和I同时存在的情形下，公司会接受工作手册，切斯特·巴纳德称之为“被接受的权威”。立法规定反映了社会道德，无论是个人还是当局都要遵守。
E功能和I功能的不相容性
E功能和I功能也不相容。E功能讲求创新和冒险，通常是个人行为，可能因亲近感、归属感和群体压力而受到压制，而后面这些因素都是I功能的特征。有些具有创业精神的个体会觉得I过程令人窒息。而个人创造（通常会背离常规）也会威胁到I功能所产生的亲近感和团结感。
I应与PAE功能配合。
I让组织有机化而不是机械化。虽然I也能独立存在，但这种状态和只有执行、行政管理或创业精神一样不可取。只有I则缺乏聚焦的目的性。只有P就好像是旋转的陀螺，转个不停却毫无目的，只是为了忙个不停。而只有E意味着虽有大量的创意和积极性，却缺少行动、指令或长期目的。
要实现效率，需要首先赋予I一个共同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策略性的，其本质上是短期的：这代表PI组合，就好像前文中提到的手的例子一样。战争时期，人们因长期战略目的而合作：这代表EI组合。如果和A功能结合，I功能就可以让执行过程顺畅：Al组合能提升组织效率。[15]
我们来总结一下。想要公司长短期内实现效益和效率，需要发挥PAEI四种功能，公司要发展并实践这些功能。但这些功能彼此不相容，因此要按照一定的次序发展并将其融入公司。如果采用了最优次序，那么公司就会沿最优路径前进。但大多数公司沿循的是典型路径，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些公司可能陷入僵局，无法发展出新功能，这样的公司就存在致命问题。
我们首先介绍大多数公司沿循的典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