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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方面的不足之处
对于BB公司究竟是成为一家拥有许多加盟商的零售商，还是成为一家向各个独立商店出售货物的批发商，BB公司的管理层没有真正做出决定。对于BB公司究竟要做什么，以及谁是它真正的客户，也都不清楚。这种模糊不清使得一些加盟商各行其道，违背公司在营销宣传和销售方面的原则。这种混乱也表现在它的组织结构图上，从组织结构图中可以看出，区域经理更像协调员，其工作是听取各个加盟商的要求和接受订单，而不是管理这些加盟商，并监督它们的工作。
我们的诊断结论是：BB公司深陷于不正常的学步期，并且已经被创始人陷阱套牢。它需要恢复E方面的活力（该公司需要对自己加以彻底改造，找出使得自己有别于其他公司的战略，因为它失去的正是它在市场上的独特性），它还需要使E制度化，找出P的焦点和A结构。
事情的确很棘手。
保拉是请求帮助的那个人。回想起来，从我们一开始介入该公司就犯了错误。我们与保拉合作，她是共同创始人，是她想要一个解决方法，但我们却没有与肯尼斯合作，而肯尼斯的参与是解决BB公司问题的关键所在。肯尼斯从来没有真正地参与进来。他最感兴趣的是I和价值观，而对销售和营销则一点兴趣也没有，对于他来说，这是老生常谈的事。他一门心思地想要改变世界，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对他而言，组织结构和正规的会议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相信表达和创新的自由。他是新管理思想学派的信徒，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愿景和价值观才是推动组织发展的动力，并且他笃信，公司需要更好的愿景和价值观，而肯定不是更好的组织结构。按照他的看法，组织结构只会导致官僚主义。
我们的问题——从一开始到我们在BB公司工作结束——就在于我们的行动计划只被保拉采纳，而没有获得肯尼斯的首肯。
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是结构上的问题是有理由的。BB公司必须重新决定自己的市场定位问题，它需要一个新战略，它需要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来产生战略，并且组织一批人来实施该战略。但是我们需要有人来参与制定新战略。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该公司没有人负责销售，它缺少一个关于销售的结构来实现公司战略。我们需要一流人才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创始人真的想要退出，如果他们真的想找一个接班人，他们就需要从外面找一个人进入领导层。鉴于BB公司所信奉的价值观，不太可能从外面输入几个人，并由他们来接替领导工作。一个真正的接班人要成为公司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展现出领导力和对公司的承诺，才能将“公司的钥匙”交给他。我的计划是安排几个营销和销售方面的一流人才，两年后，我们就会知道其中哪一位能挑起CEO的担子。我们需要一种组织结构来将E制度化，借助于一种新的、能再次体现出公司差异化的战略来使E重新焕发活力，公司还需要一种能够解决接班人问题的组织结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肯尼斯觉得，营销工作根本就不重要，对他来说，传统的营销方法让人讨厌。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位来自一家领先零售商的高级副总裁，认为他或许可以担任公司的营销副总裁。我们希望，这个人经过锻炼，最终可以担任BB公司CEO，但肯尼斯否决了这个人选。后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设法让那个人进入董事会，这是BB公司第一位外来的董事。我们的希望是，经过一段时间，肯尼斯会习惯那个人，学会尊重他，接受他进入某个高管位置。
所有建立一个真正营销组织的努力都失败了。不得已，保拉很不情愿地承担起了领导营销工作的重任。这样一来，就创建了一个营销负责人的位置，以后可以由其他人来填补这个位置。保拉不久便不再承担这个职务。肯尼斯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专断和固执己见的人，别人很难与他相处。这不是说肯尼斯不好；相反，他是该领域内最棒的人，但他并不总是那么好接近，并且他说自己想退休了。
不仅仅是营销存在问题，我在BB公司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始终无法让公司聘请一位销售副总裁。公司迫切需要一个人来担任那个职务，但是，对于BB公司的定位问题——究竟是做一家批发商，还是做一家拥有许多特许加盟连锁店的零售商——管理层一直没能做出决策，因此也就无法知道应当雇用谁去做什么，所以一些最有能力的候选人撤回了应聘简历。
我们无法仅仅凭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就解决这个问题。公司需要确定它的利润中心是什么。作为批发商，它就只有一个利润中心——总部。但是如果公司打算成为一家拥有许多特许加盟商的零售商，那么，每个地区都应当成为一个利润中心。如果决定选择后者，就需要重新配备各地区的领导团队。一直以来，这些地区所配备的人员是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和协调者，只负责回答加盟商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管理它们。
BB公司还需要对其财务和预算系统做出变革，但财务和会计部门提出反对，这些部门的人不想改变信息流和预算制度，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对的，因为他们正在编制预算，并且将继续这么做，所以没有必要来改变这种体制。但为了改变公司的性质——让产品经理和市场经理对其所属地区范围的盈利状况负责，通过这种方式提升E——变革势在必行。
我无法让每个人都向前推进。保拉支持我们的改革方向，但财务和会计部门的人在没完没了地扯后腿。他们从来不说不，但也从来不按我说的办。
我一直打算使E制度化，办法是：组建营销部，依据产品线进行分权化管理（这样就可以有不止一人能从战略高度领导公司），同时成立店面规划和销售管理部。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的努力成效不大。我们的倡议进展缓慢，简直是太慢了。但，我们还是在BB公司构建了A，对制造部门进行了重组，组织和协调了供应部门，对销售部门进行组织，以便无论今后谁来领导它，都能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
随着我们加紧开展A方面的工作，肯尼斯却变得越来越较劲，并厌恶我们的努力。他感到，我们正在使公司变得官僚化。保拉是负责A方面工作的，她理解我们的建议的价值，并支持我们。于是，我们被夹在了两人之间，而这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是夫妻，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纠缠在一起。
鉴于我们在稳定和制度化E方面始终遇到那么多困难，于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将工作方向转向A，同时，由于认识到我们需要自由的空间，我们还关注I。然而，这也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办法是通过合乎规范的关系来构建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氛围，也就是I。也就是说，我们是用A的方式来构建I，但是肯尼斯憎恨把重点放在A上。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完全正确的。正在我们努力帮助公司吸收外部成员加入董事会，希望通过创建战略性的E来使E不再被个人所垄断时，我们发现保拉已经答应让法律副总裁、财务副总裁和供应副总裁进入董事会。于是，董事会有了从外部来的新成员，同时也有了来自内部的新成员，而这些来自内部的董事会成员，每个人都具有A的作用和风格。由于公司没有营销和销售方面的领导者，因此也就没有来自内部的E角色加入董事会。拥有很强E风格的创始人肯尼斯自然无法接受越来越强调A的董事会，他理所当然地指责我们使公司变得官僚化了。
执行委员会继续像董事会那样行事。毕竟，除了少数几个外来者外，所有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董事会成员。每个人都不清楚是谁在决定什么。我们打算规范组织结构和厘清各个角色的努力，肯尼斯抱有一种敌意。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于他的公司来说，我们所有关于组织结构和角色的谈论都是很官僚主义的东西。
我们无法使得BB公司的E制度化或重新焕发活力。直到我们离开时，P也依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我们找不到适合接替创始人的销售副总裁。A方面的任务也没有全部完成，我们无法说服财务人员，让他们重新对信息加以组织整理，以便能构建期望的组织结构，并培育和增强E。
保拉，这位BB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最终认为生活比事业更重要，并在实际上减少了对公司工作的介入。随着这位支持者的退出，我们也退出了。
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吗？
按照我的标准，我们失败了，我们没能使BB公司从创始人陷阱中解脱出来。
有什么好消息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A。我们帮助BB公司厘清了角色，并向管理层表明，应当如何开会以及如何进行团队合作以高效解决问题。此外，我们还帮助该公司组织和整合了供应职能。
我的一个安慰是，如果没有我们的介入——尽管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BB公司的情况会糟糕得多。我相信，我们的干预延长了BB公司的生命。我感到很可惜的是，这家具有I的公司原本是可以通过最优路径进入壮年期的，却没能克服它的问题。但是，这种介入和失望的结果却验证了我的理论：尽管I是令人兴奋的，但仅有I是不够的。尽管单独看，I要比A好，但一个健康的组织应该有全面的PAEI。
长期前景如何？我认为，对于肯尼斯和保拉来说，他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是，最好把公司卖掉。但是我觉得，从感情上看，他们不会那么做。那么我的预言是什么？典型路径过程中的各种事件意味着，公司最终会将拥有E的创始人肯尼斯孤立起来，从而使得BB公司失去它的市场主导地位，达到它可能达到的壮年期。
我们能从这个案例中学到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关键领导者看不到问题所在，并且也不认可行动计划，那么我们的干预肯定不会成功。肯尼斯从没有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而保拉的承诺又不够。如果你需要与之合作的那些人不同意你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意你的治疗方案，那么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肯尼斯是一个有着极强的E而实际上又没有A的人，他对于有条理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所能带来的好处，完全视而不见。他全身心关注的是方法和文化、愿景和价值观。他想用一种积极的文化来取代管理方法。没有他对治疗方法的信任和尊重，我们注定失败。
很简单，是吗？为什么当时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点呢？我们本来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原本应当推掉这项工作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爱迪思学院，对于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感到，放弃是不专业的做法，并且，由于我们和保拉的关系处得很好，这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退出，那是一种类似叛变的行为。如今，我们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事情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接受BB公司的案子，除非我们确信肯尼斯同意我们所指出的问题和治疗方案，我们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肯尼斯，他会同意：我们失败了。但是保拉却认为，我们的成功超过了她的预期，她认为，如果没有我们的干预，公司会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