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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自序 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曾国藩。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我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在2006年前后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梳理这些大量、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的一生算算账。后来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又见到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其中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估量，我认为可以大致复原曾国藩一生的家庭经济收支状况。
这个题目当然很有趣味，因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衡量他在这个最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比如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在器物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传统的力量，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制度背景，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帮助。
二
曾国藩研究已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显学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著作就已经大量出版，1949年以后这股“曾国藩热”在台湾犹有余韵。当然台湾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后来《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等资料的影印出版。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朱东安的《曾国藩传》(1)、王澧华的《曾国藩诗文系年》(2)以及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3)的出版为标志，曾国藩研究再度兴起，关于曾国藩的生平、事功、思想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研究作品，唯有一个空白地带，那就是他的个人经济生活。数十种曾国藩的生平传记和思想评传中只有何贻焜和刘忆江两人的两部《曾国藩评传》对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稍有涉及。
不仅关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研究极少，整个中国史领域内关于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研究也不多。
以专著论，目前所见研究传统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的唯一专著，是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4)。作者以李慈铭日记为基本材料，梳理计算他的收支细目，并做了简单的分类和分析。
相关论文也不多，有关曾国藩家族经济生活的比较有价值的一篇研究论文是刘鹏佛的《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5)。这篇论文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观察整个湘乡曾氏家族。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据湖南省图书馆所存的曾氏家族经济史料，比如曾氏家祠所藏的地契、曾八本堂所藏契据及《佃户姓名总目》等，描述了湘乡曾氏一族族产（主要是祀产）的扩大过程。有关清代京官生活状态的论文中，孙燕京的论文《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6)比较好地勾勒出了晚清满族京官那桐的经济生活概貌。
三
要深入了解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与曾国藩个人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清代经济社会状况、俸禄制度、财政制度。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经济社会及俸禄制度方面，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7)中对清代俸禄制度进行了较高质量的研究。肖宗志的《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8)对清代文官候补制度及候补文官的薪俸水平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张振国的《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9)对清代京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在晚清银钱比价以及物价变化方面，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0)对晚清社会的货币种类和粮价变化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彭凯翔的《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11)对清代粮价、物价变化的研究是这个领域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而彭凯翔的论文《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12)，从利用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特别是其中通过实例对“京钱”贬值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令人信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据所藏的前北平社会调查所汤象龙等整理的统计资料数据整理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13)，是了解北京附近粮价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些都是我重建曾国藩经济生活的背景材料。
关于清代军队俸饷制度及军人生活状况的研究方面，皮明勇的《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14)、郭太风的《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15)、刘庆的《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16)、杨呈胜的《湘军军饷运用情况和特点考》(17)是比较重要的论文，它们研究了政府常例军费支出情况及军人经济生活状况，揭示了晚清低饷制对军人生活的直接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曾国藩制定厚饷制度的时代背景。
有关清代地方财政及陋规制度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重要著作，比如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18)。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分析了陋规形成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与破坏过程。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19)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对了解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此外，李春梅的《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20)对清代前期督抚陋规收入中用于公务的部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对许多话题的展开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
本书探讨的另一个重点是晚清乡绅家族的成长过程，这个领域的研究著作比较多。张仲礼、费孝通、何炳棣以及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中外学者对中国士绅社会，特别是由科举制引发的社会垂直流动这个话题，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21)和《中国绅士的收入》(22)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绅士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对绅士收入来源的细分，特别是对通过调解社会纠纷和从事地方公共事务服务而获得收入的分析使我深受启发，不过他将“陋规收入”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是不合适的。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23)、艾尔曼的《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24)等，对明清社会阶层流动中关键一环即科举的成功率进行了深入统计分析。刘彦波的《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25)对晚清地方官员与绅士关系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李荣泰的《湘乡曾氏研究》(26)，这本书简要梳理了湘乡曾氏的家世源流和迁徙过程，分析了曾国藩诸弟和亲族的军功及余荫。对我来说，其中论及曾国潢在乡举动所获评价部分最有参考价值。
关于曾国藩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最完整和最系统的是由湘潭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全集》。在台湾方面，由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收入《湘乡曾氏文献》及《湘乡曾氏文献补》，于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这是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在1949年8月离开大陆，辗转香港，于20世纪50年代初带到台湾的曾氏家藏手稿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文献，可补从前各类曾氏全集之不足。
此外，曾国藩的两位入室弟子黎庶昌、王定安编撰的《曾国藩年谱》(27)和《曾文正公事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28)，王澧平等编辑的《曾氏三代家书》(29)，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0)，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31)，以及《刘光第集》(32)等，都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
本书纵向按“京官时期”“湘军时期”“总督时期”来分别观察曾国藩及其家族经济生活的变化。横向上则涉及传统时代低薪制与京官生活来源，士大夫个人性格、理学修养与经济操守的关系，晚清军事军饷制度与战斗力的关系，陋规、养廉银的来源与去向，乡绅如何凭借政治资本获得经济收入等晚清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日常生活史研究个案的特殊性使研究者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因此我在书中还简要分析与曾国藩同时代或者相去不远的几位京官及督抚的经济生活状况，确定曾国藩这个点在宏大历史背景上的坐标，从而判断曾国藩的典型性。“（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33)当然，这只是我的目标，至于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还是得乎其下，还要读者评判。
(1) 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王澧华：《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
(4)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
(5) 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6) 《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页。
(7)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
(9) 张振国：《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第25～26页。
(10)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 彭凯翔：《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5)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3～107页。
(16) 《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17)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0～24页。
(18) 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法律出版社，2003年。
(20)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2期。
(21)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另一个版本是与《中国绅士的收入》合并而成的，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2) 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3)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之梯：1368—1911年》（《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2），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24)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25) 刘彦波：《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90～594页。
(26) 李荣泰：《湘乡曾氏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89年。
(27)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
(2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4年。2013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标点本。
(29)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
(3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
(31)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
(3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
(33) István Szijártó，“Four Arguments for Microhistory，”Rethinking History, Vol.6，No.2（2002）.[14]（p.212）.转自周兵：《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