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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湘军的风气与众不同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京官时期还要少。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在咸丰四年十一月，那时他已经离家将近两年，练兵有成，先后取得武昌和田家镇大捷。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汇报完战况之后说：
兹由魏荫亭亲家还乡之便，付去银一百两，为家中卒岁之资。以三分计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两一封，以送亲族各家，即往年在京寄回之旧例也。以后我家光景略好，此项断不可缺。家中却不可过于宽裕。因处乱世，愈穷愈好。(71)
寄回一百五十两，一百两给家中日用，五十两分送亲戚族人。处于乱世，家里越穷越好，但是资助亲戚族人的钱不能少。
咸丰五年一整年，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寄信给诸弟说：
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
今年江西艰困异常，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赡家，余何敢妄取丝毫！兹寄银三十两，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此外，家用及亲族常例概不能寄。(72)
综合以上几封信，我们可以判断，曾国藩从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在百两左右，还不及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一是为了恪守“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73)
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从军不久，就大笔寄钱回家，折损清名，贻人口实。曾国藩在家信中也是这样坦承的：“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之志。”(74)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而一支军队的廉洁，关键在于最高长官的示范作用，所以他决心以自己做全军的榜样。“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我无法要求别人做到完全廉洁，我只能要求自己不贪占一分。
正因为自己从来不苟取，他才能要求别人。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要让士兵们心服，廉洁是最关键的。因为士兵和下属对别的还不太在意，只在意上级是不是贪污，是不是处事公正：“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75)“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76)
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行为，曾国藩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他说：
督帅四月初自祁门来此，城内外扎营三座，众千五百人。……又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77)
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每天操练两次。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内部交往简单朴素，巡捕官们见长官仅穿一件长衫。曾国藩本人，平时衣着朴素，与士兵同起住，不图安逸。每天晚上经常会出去巡察私访，遇到有违反号令的，好言教诲。民间有跑到总督行署告状的，也亲自处理。如此忠诚艰苦的清官，让人感动流泪。
八月二十六日，赵烈文又巡视了曾国荃的大营。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78)
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这儿呢，来了客人，根本没有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这儿呢，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像农民似的。天下军队做到这个程度的，仅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
事实上，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共动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军事上没取得什么成效，用饷却高达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79)。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曾国藩以身作则，带出了一大批廉将。胡林翼就说，湘军主要将领都很有操守：“涤帅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璞山、荫渠均不以军饷自肥。”(80)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王錱、刘长佑都不贪污军饷。他又说，不光高级军官如此，即使中层和底层小军官，也都保持着正派作风，这正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楚军之在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琴，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81)
除了胡林翼这封信外，关于湘军将领的清廉作风，还有许多资料可为证明。
曾国藩奏称李续宾兄弟“皆以清洁自矢，廉俸薪资，悉供军用，家无长物，环堵萧然”(82)。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记载杨岳斌“仁厚敦笃，寡言语，治水师十余年……既归，家仅中产，怡然奉亲。初起末弁，晚渐通文学，能诗。江宁捷后还乡口号曰：‘藉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时诸将多拥厚资归，盖以此自明也”(83)。
彭玉麟更以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这“三不要”广为人知。他一生辞官六次，自奉甚俭，平日布衣蔬食，把本来应该纳入私囊的银钱大笔捐出，用于公用及慈善事业。现衡阳城内的船山书院就是他一手捐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