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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发财易如反掌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以统率万人级别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比做侍郎时的六百六十两足足增长了七点一八倍。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
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自己想办法解决，其方式有劝捐（捐输）、厘金（设卡抽厘）、以盐抵饷等方式，同时也奏请各省协济(62)。
所谓劝捐，是指在国家财政特殊困难的时刻，政府鼓励民间捐款，回报以某种奖励（或于个人封官赏爵衔，或于地方增广学额）。
厘金则是自清代至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厘金(63)。
以盐抵饷即以食盐专卖权抵饷银。咸丰五年，曾国藩上《请拨浙引盐抵饷以充军用民食折》：
伏查国家岁入之款，盐课为一大宗。自贼踞金陵，长江阻塞，淮南盐务片引不行。场产堆积如山，而江西、湖南无盐可售，民忧淡食。……臣等一军，恳恩饬下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由臣招徕绅富，自备场价，自备运脚，自行运至江、楚两省而销售之。
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中下游后，食盐国家专卖制度遭到破坏，沿海产地堆积如山，而内地则吃不到盐。湘军要求国家将食盐专卖权下发，由湘军保护盐商分销。如按淮课一引二两六钱八分三厘抽收，据曾国藩估计，“如拨三万引，即抵部拨军饷八万两”(64)。
国家既然无力供给军费，只能在财政上彻底放手，因此湘军的筹饷权完全归曾国藩所有。“自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办水陆军起，其后随其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都建立自己的后路粮台或转运站。”(65)曾国藩开始在各州县设立捐输专局，劝谕全省绅商士民捐输。后来厘金又成为湘军主要的军饷来源。在哪里设卡，派什么人收厘，都由曾国藩决定(66)。后来以盐引抵饷，招徕绅富，其具体经办方法，也都是曾国藩手定。
清代军费报销制度原本非常严格，但既然军饷由曾国藩自筹，对其管理自然不好意思细求，因此军饷分配权亦皆归曾国藩所有。也就是说，“它既不受北京户、兵部的‘层层检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自成系统。其后勤机构的司官，由统帅奏派或委札”(67)。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国藩一人负总责，对军饷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他在奏折中说：“臣营则十余年来无论支发何款，无不亲自裁度。”(68)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财政上的集权程度。
为减少麻烦，曾国藩还有意不向户部汇报各地军费收支的真实情况。他在湖北督师时就曾这样指示江西巡抚毓科：该省“银项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敝衔，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可少免于大农之驳诘”(69)。湘军咸丰三年建军，可直到咸丰十年五月，才第一次向朝廷具奏报销第一案清单，时间是从三年九月到六年十二月底。同治六年，又第二次具奏报销，而且并无明细花名册。他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奏稿中解释说：“各营无册送臣处，臣遂无册送部。”由此也可见曾国藩的财权独立到何种程度。
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约三千五百万两，其中除少量各省协款与清政府指拨轮船退款外，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70)。在此过程中，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