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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代的“低饷制”
根本原因也在制度。清代文官实行“薄俸制”，军队则实行“低饷制”。
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的收入不过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11)。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是一个士兵家庭的总收入。清代绿营还有另一项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自己负担。
清初物价较低，康熙年间，一两银可买二石至三石粮食，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尚可维持一家生活(12)。但随着清中期物价渐涨，这点儿军饷就不够用了。乾隆中后期，米价已达二两一石。到了嘉、道年间，米价更大幅度上涨，每石“丰岁二两，俭岁三两，荒岁四两”(13)。
这样的话，到了晚清，同样的军饷购买力比康熙时期下降了七八成。但清政府却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赋”为由，不对军饷标准进行调整。
如此低的军饷，晚清绿营兵还不能全领到手，因为他们还面临着军官们的层层克扣。
和士兵一样，绿营军官的收入同样过低。高级武官，比如从一品的提督，每年正俸不过八十一两，此外虽然还有养廉银八百八十两(14)，但是这样的养廉银标准仅大致相当于地方官中的七品知县（各地知县养廉银标准不均，从四百两到二千二百五十九两不等(15)）。中级军官，比如正四品的都司，正俸不过二十七两，养廉三百两。而低级军官，比如正六品的营千总，正俸只有十四两，养廉一百四十两(16)。
这样的收入水平，当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应酬需要，何况有些军官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买缺，到任后自不能不克扣兵粮”(17)。军官的搜刮对象远不如地方官那样广泛，往往只有属下的兵丁这一种，因此也就只能从兵丁和军饷中想办法。军官把兵丁当成私人仆役，派他们给自己办事跑腿，盖房起屋，不付任何报酬，这已经是最轻微的腐败行为。他们把办公经费都揣进个人腰包，几乎所有开支都从兵饷中摊派。军官到任后买办公用品，遇到上司、同僚红白喜事送份子，护送饷银士兵的差旅费，修理武器的费用，甚至日常生活中买蜡烛、茶点，都从军饷中开支：“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鞘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18)甚至军官去拜见上司的门包也要摊入兵饷。连皇帝自己都承认：“各路带兵将弁，往往浮冒克扣，中饱私囊，甚至任意取携，毫无顾忌，致令行间士卒，不免饥寒。”(19)
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实在是少得非常可怜。比如福建绿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籍资事蓄”(20)。一两三钱的银子，要被扣去百分之七十还要多。
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了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做小买卖，干手艺活，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21)。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22)。
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对于这些东西能不买就不买，损坏之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上级拨下来的用来养军马的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坏战马，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项，俱钝敝朽坏”(23)。马都形销骨立，没力气走路，武器盔甲都破烂不堪。
八旗的状况要好于绿营。八旗作为“国家根本”，待遇从优。按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每月饷银四两，每年米二十二石二斗。马甲、弓匠、炮手三两，每年米二十二石二斗。以上是八旗兵主要兵种，按此计算，八旗兵月饷折成银两平均为五到七两，比绿营兵高出三四倍(24)，同时国家还拨给每人十余亩至数十亩不等的世袭土地(25)。这是清王朝重视八旗的最直接体现。
然而“清中叶以后，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八旗家庭生齿日繁，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穷者土地大多已卖掉；有些拥有土地的人也多年来游手好闲，不愿耕种”(26)。同样面临饷粮不足维持正常生活的问题，“于是生活日艰，而无可为计”(27)。与此同时，他们也一样会遭遇克扣。八旗军官的正俸银往往比同一品级的绿营军官高出一至四倍，但养廉银标准却相当，甚至某些品级还不如绿营。因此实际也不敷花费，不得不向士兵伸手，导致士兵拿到手的军饷只有规定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以核扣减平、办公摊派受累颇深，每兵所得乃不及额饷十分之一二。”(28)另外，晚清八旗和绿营一样，都经常遭遇饷银拖欠，甚至成为制度。1853年，因为财政困难，政府首先取消了恩赏八旗兵的一个月银粮，1863年，骁骑校以下只发六成饷(29)。因此八旗军人相当一部分也陷入贫困之中。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