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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宁磁货尽入军中”
要了解曾国荃军事生涯的收入，就不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20)圣库虽然空虚，但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难以判断是公是私，仅将明显属于他私财的有具体数目的两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同治二年（1863）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大规模以银米救济贫民。“开造册者有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领米；无力之家，各自领银做些小买卖救急。”以每人领二十元计算，七万余人就是一百四十万余元(21)。
李秀成离开天京赴苏州时，天王不放他走，后来花了十万白银买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22)
从这两笔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苏州城内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规模颇宏”，而苏州忠王府则至今仍然是著名的宅第园林。当时率领淮军攻占苏州以后，李鸿章也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说其花园戏台“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23)。李秀成从1859年夏季封为忠王到1861年年底占有苏、浙两省大片地区，不过两年时间，即迅速致富如此。太平天国后期高官的腐化与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内外那些将领都是清廉之辈。事实上，在战火纷飞之际，许多太平军将领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驻地营造安乐窝。许多府第虽已被破坏了，但从遗迹上仍可看出当时的豪华程度。比如江苏金坛、溧阳以及浙江绍兴、金华等地所发现的王府遗迹都相当可观(24)。
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25)湘军上上下下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26)
事实上，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掠夺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指曾国荃）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27)
破城前即已人心汹涌如此，破城之后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见。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此际所部欠饷极多，他想以此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所以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28)
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涉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一马当先，率先垂范：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29)
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30)
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31)
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狼似虎，以至其情状惨绝人寰：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32)
也就是说，城破之后，那些强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而被杀的之外，其他的大多活了下来，因为湘军需要他们抬财物，需要他们指路来挖地窖，找到财物之后就把他们放走了。而本地的老弱妇孺，因为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挖，就被杀死。沿街的死尸，十有八九是老年人。连不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也被湘军砍着玩，死在路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走；四十岁以上的，都被砍伤，身上或中十多刀，或中几十刀，哀号之声响彻街道。残酷如此，令人发指。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
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搂（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33)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队在长江上还连绵不绝。湘籍读书人杨恩寿在长江上见到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的船只，仍惊愕于其财富之多，气派之大：
邻舟有客声讻讻，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骢；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34)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磁货尽入军中”(35)。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