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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后记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那还是在读博之前，经常翻阅曾国藩家书，我发现，曾国藩经常会提到自己的经济收支，比如给家里寄了两枝人参、一套袍料，或者报告说，这一段时期经济非常紧张，到年底就要借账之类。读着读着，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帮曾国藩算算账，看看他这样一个传统时代的官员，收入都是从哪儿来的，又花到哪儿去了。这个念头在几年之后，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并最终以这样一本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我曾经在一本书的后记当中说：“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我不能容忍把学问做成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我甚至还说过这样过分的话，“洋鬼子们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写正儿八经的“学术作品”。
不过，好在我这本“学术作品”目的确实比较单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
按照常理，财经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应该在一家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里，沿着秘书、副科、正科的台阶安稳地完成一生。
但是我头脑中天生缺乏“常理”这根弦。因为工作的无聊，刚刚工作不久，我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并因为出了几本书调到了一所地方大学。然后，一是为了能有一个更靠谱的图书馆可以利用，二是有一些师友可以讨论交流，我又跑到复旦，读了一个历史学博士，接着来到清华，读了两年博士后。说起来，这一系列“转轨”，背后的驱动力只有两个字：兴趣。我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没有计划，只凭兴趣为动力。年轻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单纯，然而人到中年，我发现自己还真是有点儿与世界脱节。
不过，这本书也许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作品，或者说，这本书也许够不上学术著作的标准。按照“常理”来讲，学术著作应该具有“专门性”“理论性”“系统性”，要明确概念、总结意义、分析规律。但这本书却基本是沿着我自己的兴趣路径展开。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是想弄明白一个传统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以及决定这个状态的制度背景。生于“兴趣”，死于“兴趣”，这本书不可避免地立意不高。加上我只以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为止，或者说只想客观呈现描述历史事实，而没有解决什么学术问题的雄心，也无力揭示历史材料背后的规律，因此深度自然不够。
同时，本书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法不够规范。我总想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专业领域外的普通读者。在写作过程中，也许花了太多的篇幅来对一些常识性的背景加以介绍。本书纵向上沿时间线索进行，但是横向上，却切入了多个专业史范畴。在这些专业史范畴，我并无太多学术贡献，只是利用了大量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已经不太容易理解的历史现象。第一次进行学院范式的论文写作，因此本书内容上难免有错误之处，用词及注释上也难免会有不规范、不完备之处，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在此要郑重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教授、博士后导师秦晖教授，是他们的宽容和理解，促成了这本学术论文的诞生。特别感谢戴逸先生在八十八岁高龄，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惠然为此书作序。也要感谢在论文写作中，我的博士生同学们提供的帮助，特别是帮助我画图制表的胡列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