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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巨额资产的来源之一：陋规和劫掠
那么，李鸿章的巨额财产是从哪来的呢？
应该有两种渠道。一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显著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所以在很多具体操作手法上不择手段，在朝廷上，在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曾国藩建立湘军，首重品格，“选士人，领山农”，以忠诚相尚。中年历经挫折之后，始肯稍稍以金钱名利鼓舞人才。李鸿章则初出山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他说，人以利聚，鸟为食来。“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不过是书生高论，不切实际：“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63)
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饥不择食，降将、盐枭皆为其所用，普通士兵也以团勇、降众为主。因此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在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劫掠所获，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64)
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说这些“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三百人以上。”(65)“……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视购买土地传之子孙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淮系军阀的其他头目也效法李鸿章，在巢湖流域各地占有大量土地。淮系主要将领周盛传、刘铭传、唐殿奎、张树声等都是合肥人，他们在合肥、六安、舒城等县兼吞大批土地，都是拥有租谷二千石至五千石的大地主。合肥西乡（现肥西县）的周家圩、刘家圩、唐家圩、张家圩共占有45万多亩耕地，占合肥县耕地13%。刘铭传在《刘氏宗谱·义庄序》中写道：‘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家室一新。’”(66)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出于责任感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把一切政令都扭曲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风气痛恨不已：“宫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遇有兴举，悉下部议，徒令滑吏奸司留难需索，而名实皆亏，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67)他批评一些官员和将领“左右少正人”“需索贿赂，鲜不败事者”(68)。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银钱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69)。
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的另一面却与曾国藩大不相同。
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新任督抚入境，准许司道差人于本省境内迎接，府厅州县于本管地面十里内躬迎。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每年冬季李鸿章由天津回保定，武职各员有送至距保定一二里之处者，候补道府州县官则在李鸿章启行前往天津迎接。所以有御史抨击说：‘似此不惮远行，极力迎合，置公事于不问，疲驿马而不恤，长奔竞之风，启夤缘之渐，官方吏治，安望有起色乎！’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70)
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71)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甚至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72)
同治元年李鸿章四十岁时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江苏巡抚，其后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居要津近四十年。当政时淮系将领颇受重用，而这些人操守大多不佳，“用人以私，行政以贿，官中府中相习成风”(73)。如广西巡抚潘鼎新，克扣军饷，贩卖鸦片，将其所得银十八万两运回老家(74)。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历来有之。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丝毫不出乎人们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