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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南军功绅士的大面积崛起
其实，曾国荃只是贪名最大，论起经济实力，他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是最富的。
湘军早期军纪之严明，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咸丰八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然被民众暗中杀死百多人(57)。及至后期，湘军整体上开始趋向腐败，绿营中那些致命的恶习，比如“吃空额”、克扣士兵等也开始在湘军中出现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 》说：“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58)
鲍超军队在湘军中纪律最差，吃空饷也最突出。同治元年，鲍超军万余人，病故伤亡逃走共减员四千余，但仍千方百计领取全饷。曾国藩对鲍超的伎俩看得很清楚，说鲍超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官哨官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还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59)。左宗棠也说鲍“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60)。
这种现象在湘军中并非鲍超一家。左宗棠曾经函告曾国藩，朱品隆、唐义训两军，“人数实不足额，仅止半成有零”。左又自承：“蔽部亦间有此弊，现在撤革二营官，拿治一幕友矣。”(61)
曾国藩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却表示难以处理：“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鄂中积习有更甚于此间者。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62)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说明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到了相当的程度。
其实不靠吃空额之类的恶劣手段，一样可以轻松致富。除曾国藩之外，湘军中最清廉的高级将领，当数彭玉麟了。从他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湘军高级将领如果想发财，有多么易如反掌。
《彭玉麟集》中有《赋性》诗二首。其中有“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及“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之句。诗下自注说：
军务告竣，除已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下余应归私囊银近六十万，悉留协济长江，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咨明六省督抚在案。(63)
也就是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剩余可以归入私囊的白银近六十万两。他把这笔钱全部留作公用，没有带回一分。
那么，他这六十万两来源于哪里呢？查《彭玉麟集》下册，有以下一段：
公在军垂二十年，初时军饷奇绌，公商于盐政，捆盐自卖，以供一军之饷。至是，军饷有额支实款。公以所领盐票，犒诸将之有功者，而历年存盐银无虑六十万，咨明两湖两江各督抚，发南北两盐道生息，存为长江水师公费，且以备外患，一无所私。公疏言，臣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64)
也就是说，彭玉麟部和曾国藩其他部下一样，一度“以盐抵饷”，以食盐专卖权充军饷，通过贩卖此项专卖权，积累了六十万两存银。从诗中的自注可以看出，按当时人的观点，这笔钱他是可以自由取用、纳诸私囊的。湘军军官的灰色收入空间之大由此可见。
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䑸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65)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66)。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约有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
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67)。曾国荃在长沙也修建了多处房产，他光绪八年移居的贡院西街住所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将领如郭松林、杨厚庵、卢俊三等在长沙也有多所豪宅。
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如前文曾提到的率军“惟知掠夺”的几员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无一不是湘乡人。许多湘乡将领纷纷回乡置田建庄。黄田乡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六千余亩。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建成一百零八间和九十四间的庄园各一栋。横洲乡陈湜将金银财物船运至家，置田数千亩，人称“陈百万”。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一等轻车都尉，“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68)。临湘人刘璈，入湘军后，官至福建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后革职抄家时，抄出田契四百三十一张，值银六千二百九十两；房产六十间，值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两(69)。
湖南风俗原本敦朴，耕农之余，游闲甚少。然而自从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衣必绮罗，出必舆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故近市镇而拥素封者间亦有之”(70)。湘潭“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高以侈糜。尝一度输银至巨万，明日举典商部帖尝之，传以为豪”(71)。
湖南士子杨恩寿在其日记中记载的一件旅途逸事也说明了这一现象：
舟子湘乡人矣，昨夜高仆与之谈乡曲事。渠盛夸湘乡之以军功得显秩者以千计，并言：某公由负贩起，今则买田万顷矣!某公由厮养起，今则买田万顷矣。科甲某公连岁买田不下十万，近犹出重价以购。
船夫是湘乡人，和杨恩寿的仆人聊起老家的事，说湘乡县因为军功当官发财的数以千计。某人当初是小贩，现在田产万顷。有人原本是仆役，现在也是田产万顷。
接这个逻辑，曾国藩应该成为湖南最大的富翁了吧？事实并非如此。上述引用的日记中接下来说：“高仆曰：之数人者，皆拔自曾中堂乎？则应曰，诺。高仆曰，然则中堂之田，不更不可以丘亩计乎？舟子骤然改容曰，子失言。子不知中堂固清官乎？依然祖遗之业四百石也。”(72)
船夫肃然改容说，你说错了，你不知道中堂大人是清官吗？他家里仍然是祖上传下来的产四百石粮食的田地。
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中，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