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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夫第和祠产
曾国藩自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就没有回过湘乡老家。他晚年多病、精力衰颓，多次乞休，却终未得偿林下之愿。不过他的弟弟曾国荃不光带兵期间多次返乡间小住，开府之后也多次归山，乡居时间加在一起长达十年有余。一在山，一出山，在某些时段，兄弟二人形成出处之间的某种互补。
带兵期间，曾国荃于咸丰七年二月至九月，八年十月至次年四月，九年十月至次年闰三月，数次返乡，经营家务，“求田问舍”。
攻克南京之后，曾国荃本以为自己会进一步受到重用，可能没多少时间再享田园之乐，没想到不久就黯然归里。
原来在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之际，清政府已开始布局防范湘军。天京城陷之后，朝廷更是借金陵窖藏金银与太平天国幼主下落问题，以严厉口吻警告曾国荃勿得“骤胜而骄”，责令曾国藩对之“随时申儆”，乃“庶可长承恩眷”(1)。曾国荃精神大受打击，身患重病。曾国藩深明进退之道，迅速决定裁撤湘军，并劝令曾国荃以回家养病为名辞去浙江巡抚职务。
同治三年十月，曾国荃拖着沉重的病体，心情抑郁地从南京起程返乡，十一月十六日抵达老家(2)。这是他成为封疆大吏后第一次乡居，在老家待了一年半。直到同治五年三月初七日，他再次出山赴任湖北巡抚。
同治六年十一月他因“剿”捻无功，再次辞职回乡。这一次他在湖南待的时间更长，一直到同治十三年九月起程出任陕西巡抚，第二次乡居前后将近八年。此后，光绪七年闰七月他辞去陕甘总督之职，请假返乡就医，次年六月起程赴两广总督任，乡居又将近一年(3)。
总计曾国荃成为方面大员后的乡绅生活长达十年有余。平定太平天国后，大量军功绅士返乡，湖南绅士由此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而曾国荃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曾麟书、曾国潢功名不高，他们属于绅士阶层中的下层，而曾国荃这样的返乡大员则属于上层(4)。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曾麟书、曾国潢的绅士功能。在这里我们可以曾国荃为例，观察一下上层乡绅在地方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曾国荃乡居生活的第一项内容，当然是“求田问舍”。带兵时间越长，曾氏家族经济实力增长就越显著。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营建的宅第上。
咸丰八年，曾国荃托二哥曾国潢代他买下荷叶大坪村雷家湾徐家宅第，作为自己的宅基地。咸丰九年冬，曾国荃在回乡料理父母改葬事宜时，开建这座“大坪大屋”（后命名为“大夫第”）。曾国荃亲自采买材料，亲自督工。咸丰九年年底，这座大屋初步落成，屹然矗立在湘乡田野之上，后来又经过多次扩建，前后共历时八年，其规模气派可以想见。这座豪宅长六百多米，宽二百三十余米，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分为“奖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庙”三大部分。三大建筑都是三正六横，故有“九正十八厅”之说。“奖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间，“家庙”有房间四十八间。三处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个。它们一字排开，迤逦一里多长。宅外更建有三里长的走廊，“晴不曝日，雨不湿鞋”。门前又挖了两个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气派的玉带桥(5)。整个建筑群巍峨浩大，殿阁重重，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6)曾国藩则听人说它“规模壮丽，有似会馆”。而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则“讥之……以为似庙宇”(7)。王闿运甚至说“新宅有城市之气”(8)。
除了规模宏大，大夫第还以其精致富丽引人注目。它的栋梁、廊柱、横枋多以楠木、樟木、梨木和杉木建成；每块青砖都磨得四平八正，石料全部是花岗岩，特别是许多七八米高的廊柱是由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巨石凿成。窗户、梁枋、柱枋、横枋上面均有精美雕刻(9)。曾国荃的经济实力由此一目了然。
可惜，如此浩大的宅第，如今已经损毁殆尽，几近荡然无存。如果踏访原址，你会发现原来的精美建筑群，已经为众多平庸丑陋的现代民居取代，除了几根石柱和一两个窗子，找不到其他遗物了。
除了营建自己的住宅，曾国荃在返乡时还处理了很多家族事务。虽然曾国藩安排大弟曾国潢专管家务，但遇到大事，还是需要更为精明强干的九弟主持。咸丰七年二月至九月，曾国荃返乡经办了父亲的丧事。同治八年返乡办理了曾国华的丧事。咸丰九年十月至次年闰三月返乡，曾国荃办理了父母的改葬，并主持诸兄弟分家，经办了叔父的丧事。及至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曾国荃更是以极大精力寻找葬地，料理丧事，同治十三年复料理长嫂欧阳氏丧事。自始至终，他是曾氏家族遇到大事时的顶梁柱。
曾国荃返乡经营的第三类重要事务，是家祠祭业的扩充，这也是“求田问舍”的另一部分内容。曾国荃营建的大夫第，其中就包括了父亲竹亭公的公祠，又称“曾氏家庙”。除了建造大夫第，曾国荃经济实力的扩张也体现在其他曾家公祠祀业的迅速扩大上(10)。
传统时代，人们视慎终追远为头等大事，一旦有了经济能力，必兴建公祠，购置祭田。祠产因此也成为家族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湘乡曾氏到了三世祖元吉公“基业始宏”，故曾元吉去世之后，他的后代为纪念他建了第一座家祠。曾家家业进一步壮大后，又建了开基祖曾孟学祠，也由曾元吉祠统一管理。此外，曾玉屏（星冈公）发家后又建立了衡阳庙山宗祠，以纪念曾在衡阳居住的远祖。
虽然星冈公也就是曾玉屏一支对家族公益事业极为热心，但毕竟财力有限，曾国藩咸丰八年再出之前，星冈公一支对元吉公祠所做的贡献只有两次，一次是道光二十六年，曾高轩即曾国藩的叔叔曾骥云与曾馨朝共同买入“老祖坟关内新塘上围园壕基边大松树一棵”“永远护坟”，所花不过二千三百文(11)。另一次是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二日，买下一亩五分水田，捐给公祠管理。花费五十二千文，为数亦不算多(12)。
但曾国藩再度出山放松了对曾国荃在经济上的限制之后，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的捐地突然增多。以下是刘鹏佛根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元吉公祠契簿》，勾勒出的曾玉屏一支对祠产的贡献：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簿上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同时买入三处田业，共田五十二亩，房屋山林多处，捐给曾元吉祠中管理，共花白银一千零九十两。
咸丰九年八月，以“曾竹亭公后裔”名义，花九九铜钱四百九十八千文买入水田九亩三分及连带山林屋宇。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又花五百八十八千文买入田产一处。同年七月十二日，花五十四千文买入田地一块。以上三次，捐给归曾元吉祠管理的曾孟学祀业。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星冈公后裔”购买入水田五十六亩，大小塘十三张及其他山林屋宇，捐给曾元吉祠，共花一千五百两白银。
同治四年四月初一日，又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买入山林田宇，捐给曾元吉祠，花去白银一千两整。
数次购买，合计花费白银四千余两。而且后两笔收购，是先定下银两整数，再按银两多少购地，曾星冈（玉屏）一支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大一目了然。
曾国藩一家当然也不会忘记曾玉屏建立的衡阳庙山祠。同治四年，曾国荃以“曾星冈公后裔”名义为此祠购买了十三处地产，除一处没记载价钱外，其余十二处共花去两千三百九十四千文（一卦算一千文），合一千五百九十六两白银(13)。
通过这份账簿，我们更可以感受到曾国荃一人给曾家的经济实力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到了此时，湘乡曾氏才真正成为湘乡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