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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
直到来到直隶之后，曾国藩才发现，和这个天子脚下的省份比起来，两江地区的地方官素质还是很高的。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成为天下各省督抚之首。
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驻保定，辖区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河南、山东以及内蒙古和辽宁部分地区。据《清史稿·地理志》载，除顺天府外，直隶总督领保定、正定、大名、顺德、广平、天津、河间、承德、永平、朝阳、宣化十一府；赤峰、遵化、易州、冀州、深州、定州、赵州七个直隶州；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个直隶厅，全省共有一百一十四个县（包括散州、散厅）(89)。因为手握兵权、负有拱卫京师之重责，故直隶总督在清代一直是最重要的一个总督职位。
在赴保定就任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十分惊讶。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90)“此间吏治极坏”(91)。
他发现，有的直隶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另一个问题是各地随便摊派抓差，以致穷人纷纷逃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汇报：
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坐堂一次，讯结一案者。又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
他认为，造成直隶吏治“败坏”的因素，首先是“大吏过于宽厚”，也就是以前的总督过于宽纵，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劣员此处败露，方惧严参，而彼处钻营，反得优保。”“玩上则簸弄是非，虐民则毫无忌惮。”(92)
曾国藩决心一改在江南实行的宽厚政策，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朋友们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基于形势迫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在对属下官员们进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后，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将第一批应参应举之员汇奏朝廷。这次参劾的十一名劣员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他们大都是捐班出身，主要劣迹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或是“疏慵不理公事……浮收勒派，贪名久著”(93)。与此同时，又保举十名“贤员”。
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举劾官员的名单，包括参劾劣员八名，保举贤员九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