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一 曾国藩对曾国荃约束的放松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第二次飞跃。当然，这次飞跃的主要动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国潢，而是另一个弟弟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和曾国藩的其他弟弟一样，他科举止步于秀才一阶（优贡）。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继曾国华之后，募勇两千人前往救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黏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他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10)
比起那些没操守的平常人，我还算不错，但是确实比不上真正廉洁能干的人。那意思就是自己是有节制地捞钱。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自己发誓“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经过“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11)
如前所述，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成员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以前曾国藩一直在外当官领兵，从未亲手经理家中的银钱事务。家居时期他才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家中日常用度，远比他想象的浩繁，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他了解了父亲曾麟书和大弟曾国潢支撑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他可以想象当初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自己百计营求、左支右绌的情形，心中非常难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多次流露自己的痛悔心情：
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12)
余在外未付银寄家……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信中又说：
余去年在家，见家中日用甚繁。因忆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自悔不明事理，深亏孝道。(13)
因此，在家庭经济上，他同样退到独善其身的底线，不因自己的坚持而牵累兄弟们改善生活的愿望。对于家中一些重大举动，曾国藩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强调节俭。咸丰十年二月初惊闻叔父去世后，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说：“叔生平最好体面，此次一切从丰，六十四人大轝、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14)以弥补自己在父亲去世时“未能讲求”的“愧恨”。这种话曾国藩以前是不会说的。
曾国藩的态度转变卸去了曾国荃的羁绳，让他在发财之路上任意驰骋。如前所述，湘军军饷本优，加上曾国藩“临时啖以厚利”的放纵抢劫政策，使曾国荃顺理成章地取代曾国潢，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