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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金钱态度的转变
曾国藩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3)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说：“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弟弟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4)
湘军虽称军纪严明，但自从出省作战之后，抢掠好货之风一直未息。收复武昌一役，就有许多士兵私藏战利品发了小财。曾国藩在《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折》中曾这样说：
（咸丰四年攻复武汉后）水师抢船太多，私匿藏货，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飏之意。(5)
接下来的田家镇大捷，彭玉麟怕士兵们因为发了财开小差，干脆把缴获的敌船都一把火烧了。“各勇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之多。彭玉麟恐船只太多，争夺贻误，又恐众勇饱则思飏，遂将夺回之船一并焚之。”(6)
过去，曾国藩对于这类劫掠一直是严格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他认为，因为湘军经常欠饷，一定程度上允许士兵抢劫战利品，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法。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这也是“临时啖以厚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过分”，曾国藩不会发言。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7)故《湘军志·筹饷篇》中说：“……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8)
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啖以厚利”政策。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其兄“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曾国藩却公然在奏折中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9)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政体”所允许的收揽“士心”之策。
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