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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督的公务支出
第五类支出是捐助地方公共事业。在就任两江总督之前，曾国藩就经常有捐修地方城池之举。比如：
（江西湖口县城）道光以后，城久不完。又遭粤逆蹂躏，砖石无存。咸丰七年克复后，曾文正公国藩论奏湖口地方要紧宜城，自捐八千串；彭公保玉麟捐钱四千串，余皆民捐，照旧重建山城。(34)
也就是说，湖口县城破坏已久，曾国藩认为此地重要，必须修城墙。于是和彭玉麟二人共同带头捐款，带动民间捐助，重建此城。
这虽然是咸丰七年之事，曾国藩、彭玉麟亦非当地守土之员，但由此事也可推知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经常扮演的角色。
在就任总督后，曾国藩收拾残破，振兴百废，费力极多。方宗诚说：
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又立普育堂，养妇女幼孩数千人，并立义学，俾令幼童读书无荒嬉。凡妇女矢志守节不嫁者，立清节堂居之。又设医药局以时施诊治。若绅士被难之家，其妇女则仅登簿籍，令归其家，而朔望给钱米周之，不令入普育堂者，养其耻也。(35)
这些机构的设立，曾国藩具体出资多少不可详考。不过方宗诚记载中有一条，证明他拿出总督的“规费”来刻书：
当金陵初行乡试时，士子欲买四书不可得。公乃先刻四书十三经，继刻史记两汉书，又与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其刻资则拨运司所解盐政规费充之，尽交江宁府收存。及移节直隶时，尚余数千金，仍留为刻资，不自取丝毫也。(36)
第六类是资助“贤士”，“周恤故旧”。曾国藩对在战乱之中保留“读书种子”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延续文化的关键。所以对各地大儒名士，生活穷困者，必想方设法加以周济。方宗诚说：“同治元年春，予客武昌，还谒曾涤生制军于安庆。制军……礼敬贤士，周恤故旧，如恐不及。设采访局以表章忠义死节之士，招致宿儒，以树风声。其或死不得葬者，则资助焉，且经纪其家。其或避地他州者，则必以书招之，不来则又必移书告他大吏敬礼之。苏州陈硕甫先生（奂），江宁汪梅村，兴国万清轩，并无一字干之，而公必为移书各督抚，使得所厚养。尝言当兹剥复之交，保全善良，乃为天下留养微阳，以俟元气之复。其养贤之费，皆分廉俸为之，不用公帑也。”(37)
在方宗诚的《柏堂师友言行记》中，相关记载颇多。比如：“曾节相好贤，出于天性。予见公言及桐城老儒许玉峰先生，朱鲁存文学，苏厚子、文钟甫两征君，戴存庄孝廉诸丧，久皆未葬，节相慨然即出二百金，命各为买山葬之。予因属甘玉亭任其事，葬毕，公又亲书碑文以表之。”(38)
“曾公于故旧极有恩谊。仁和邵位西员外懿辰殉节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致安庆养之，并延师课其子。石埭沈槐卿明府衍庆殉节于鄱阳县任，与公实未面也。公念其忠义，岁馈金周其家。绩溪周志甫明经成，公聘任忠义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恤之，并教育其诸子。其他忠义之士，虽不相识，闻其贫，皆资助之。而所费则分廉俸为之，绝不用军需公款也。”(39)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那封家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40)
方宗诚对曾国藩的清廉极其推崇。他总结说：“ （曾国藩）居身朴素，治家勤俭。自居官后，亦未尝置田庐。夫人子妇，不废纺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