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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理积案，改变风气
汰换官员之外，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清理积案。直省“风气甚坏”的主要表现是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极善拖延。曾国藩发现到同治八年（1869）旧历三月底止，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下来处理的重大京控上访（即越级直接上告到京师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等衙门的案件，这些上访案件的处理原则一般都是发回当事的省份处理）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94)。这些案件，有延搁二三年的，有一拖就是八九年者。曾国藩说：“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95)
曾国藩接印视事仅一个月后，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
在章程中，他要求：第一，“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96)。曾国藩指出，办事拖延之病，虽各省都有，但“直隶则似更甚”。现在军务已竣，曾国藩发誓要“力挽积习，与诸君子舍旧图新”，他要求“通省上下皆以勤字为本”。凡是上司要下属查明或办理的事，都要明定期限，违限记过，凡小过达到六次，大过达到三次，就要撤差撤官。
第二，首先整顿保定府发审局。保定为首府，起着全省的表率作用，因此率先整顿。他要求保定府彻底杜绝府役、门丁得钱卖放、行贿嘱托、任意讹索之弊。“首府之滞狱一清，通省之风俗立变，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存心一转移间耳！”(97)
第三，要求州县官必须躬亲“六事”，不得听信幕友丁书。所谓六事，即“亲收状纸”“亲核案情”“亲发传票”“亲自勘验”“亲定期限”“上报案件亲自经理”。直隶向来逢三日、八日为老百姓告状之期，由门丁、典史等受理讼状，地方官从不亲自受理，积压多日，且最后往往由幕友拟定处理意见，地方官根本不过目，甚至缠诉已久而地方官还不知道告的是什么事。官府效率之低下通常拖得原告、被告精疲力竭、倾家荡产，有时双方不想再打官司了，想收回诉讼，仍然被按例拖延，迟迟无法撤诉。所以曾国藩提出了这六条要求：第一，放告之期，地方官必须亲自收状。即收押、释放人犯和处理、判决的文件、布告、榜文，要地方官亲自拟稿、过目、审定。第二，能断的案件，立予断结。不能断的案件，交幕僚拟批。但必须亲自细核，分别准驳。第三，准理者，差票传人，必须亲自删改。第四，命盗案件，以初起招供为重，必须亲自勘验，愈快愈好。第五，承审期限，何日解勘，何日详结，必须亲自计算。第六，监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视。每日牌示头门，每月册报上司，必须亲自经理。“六者皆能躬亲，则听讼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肯躬亲者，记过示惩；如其识字太少，不能躬亲者，严参不贷。”(98)
第四，“禁止滥传滥押”。差役在办案时，通常会把尽可能多的人牵扯到案内，管押起来，以借机勒索。曾国藩规定，各级官吏在清理讼案时，“不准多传”人犯、人证；而所传之人证，“非命盗大案，不准轻于管押”，凡管押之人，必须挂牌明示，注明日期，“俾众周知”。如未悬牌，或牌上人数与实际管押人数不符，家属可以喊冤，总督还要派人秘查，查明属实，将记过严惩。
第五，“禁止书差索费”。曾国藩强调，丁书索费之恶习必须彻底改变，否则“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疮痍赤子，其何以堪”！他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尽除这一积弊。如果访察有索费实据，必定“随时严惩”。
第六，“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四种”指的是有关积案、监禁、管押方面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四种不同类型；“四柱”指的是有关逃犯方面的旧逸、新逸、已获、在逃这四种不同类型。曾国藩严格要求各州县官及时将这“四种”“四柱”汇齐上报，“存于三处官厅，大众阅看”。如有不报者，或报而不实者，“立予记过”惩处。
第七，“严治盗贼，以弭隐患”。他要求各级文武官员“专讲捕盗之实政，不尚会缉之虚文”，将所获之“犯”分为两种办法处置：一是“赃少而情轻者”，仍照旧例“招解斟转”；二是“赃多而情重者”，及时禀请就地“照军法从事”。对于平时那些不能“治本治标”的官吏，予以“记过撤参”；而对那些能够认真缉捕的官吏，“则予以重奖”。
第八，久悬未结之讼案应“核明注销”。曾国藩认为，有些民事案件本来就不严重，只是打官司双方因一时愤起，事后原被告双方“情甘罢讼”；有些民事案件，本因刁民凭空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所以不敢到案对质。对于此类案件只要查有实据而又无法了结，就应当在两个月之后将案件注销，“以清积牍”。
第九，“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曾国藩认为，直隶“健讼逞刁者亦复不少”，要求各级官吏“确究虚实”，分清是非黑白，“不稍含混，一变向来麻木不仁之习”。对于那些“积猾玩法”之讼棍，除照法律断案之外，“再加严刑以痛苦”，以达“救一时之弊”的目的。
第十，“奖借人才，变易风俗”。要把扫除邪风与伸张正气同时推进(99)。
在他的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到同治九年二月初二日，也就是曾国藩接直隶总督印一年后，曾国藩奏报说，已经结清了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现在旧案只剩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这三万余件复杂的新旧案件据实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接印半个月后，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诉儿子曾纪泽：“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100)接印一个月后又说：“余近日所治之事，刑名居其大半。竟日披阅公牍，无复读书之暇。”(101)
曾国藩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制定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切中时弊，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不久被清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抚参照执行。
曾国藩拼了老命，直隶官风也大为改观，然而，曾国藩本人并不满意。他说：“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就在曾国藩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天津教案”。之后他又调回两江总督原任，直隶吏治整顿半途而废。
(1) 如前所述，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六月二十四日实授），直至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他接奉上谕北上“剿”捻，首任两江总督几乎整五年。因“剿”捻无功，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他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二任两江总督不到两年。同治九年八月初二日，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力”，结束了两年的直隶总督生涯，仍任两江总督。这次他在江督任上又做了一年多，直做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去世。如果不包括中间年余的“剿”捻时期，实任总督不到十一年。不过在“剿”捻过程中曾国藩仍然拥有两江总督头衔，只不过由李鸿章署理，他的衔名全称“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奉谕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2) 即《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3)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31页。
(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15页。
(5)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918页。
(6)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79～80页。
(7)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79～80页。
(8) 《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8页。
(9)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413页。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415页。
(11)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第302页。
(1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56页。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57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2742页。
(15)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2009年，第119页。
(16)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671页。
(17) 钟叔河辑录、评点：《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大字典藏本）》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第228页。
(18)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宝荪回忆录》附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8页。
(1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728页。
(20)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1100页。
(2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36页。
(2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56页。
(2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57页。
(24) 衡志义：《清代省府第一衙—直隶总督署》，《文物春秋》1997年第4期，第3页。
(25)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26) 王景贤：《牧民赘语》，转引自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第131页。
(27) 章伯峰、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7页。
(28) 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29) 章伯峰、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5页。
(30) 《各行事件·执帖》，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7页。
(31) 黄六鸿：《福惠全书》，《官箴书集成》第一册，黄山书社，1997年。
(32)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33) 方大湜：《平平言》卷二《不必用门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34) 《各行事件·门房》，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2页。
(35) 《各行事件·门房》，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2页。
(36)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13页。
(37) 《各行事件·执帖》，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7页。
(38) 《各行事件·门房》，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5页。
(39) 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40) 章伯峰、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6页。
(41) 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4～243页。
(42)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67页。
(43) 章伯峰、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7页。
(44) “杭文”指杭州市平所计之银。
(45)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七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17页。
(46) 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巡抚宪德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47)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页。
(48)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4页。
(49) 完颜绍元：《官场那些道儿：观照千年兴衰规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50) 徐栋：《牧令书》卷四，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51) 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52) 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53)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54) 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五，第13页，转引自潘国旗：《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财经论丛》2006年第1期，第98页。
(55) 潘国旗：《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财经论丛》2006年第1期，第98页。
(56) 冯桂芬：《均赋税议》，《显志堂稿》卷十，光绪二年校邠庐刻本。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493页。
(58) 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卷四，岳麓书社，1988年，第22页。
(59)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卷八，第12页；又《骆秉章年谱》，咸丰五年乙卯纪事，转引自潘国旗：《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财经论丛》2006年第1期，第99页。
(60)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4页。
(61) 潘国旗：《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财经论丛》2006年第1期，第99页。
(62)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5页。
(63)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二期，1935年。
(64) 李桓：《请奏严定减收丁漕裁停繁费章程详》，《宝韦斋类稿》卷十一，赵宝墨斋版，1880年。
(65) 郑起东：《试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的让步政策》，《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62页。
(66)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6页。
(67)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6页。
(68)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7页。
(69) 陈其元：《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46页。
(70)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98页。
(71) 刘郇膏等：《江苏减赋全案》卷二，清同治五年刊本，第43页。
(72) 潘国旗：《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财经论丛》2006年第1期，第99页。
(73) 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 “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1年，第247～248页。
(74)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90页。
(75) 倪玉平等：《变通于成法：陶澍与淮南盐政改革》，《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页。
(76) 《淮北票盐章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第四册，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332～2334页。
(77) 盛茂产：《曾国藩与两准盐务》，《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8页。
(78)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48页。
(79)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3922页。
(80) 〔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92页。
(81)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358页。
(82) 《曾国藩书信》卷十五，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8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19页。
(8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21页。
(85)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第289～290页。
(86)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第290页。
(87)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
(88)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3922页。
(89) 黎仁凯等：《略论直隶总督与总督衙署》，《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第59页。
(90)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6187页。
(91)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6729页。
(92)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6187页。
(93)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6228页。
(94)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6746～6749页。
(95) 奏折，同治八年三月十六日。
(9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44页。
(9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46页。
(9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46页。
(99) 以上皆引自《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44～452页。
(100) 钟叔河辑录、评点：《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大字典藏本）》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第265页。
(101) 钟叔河辑录、评点：《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大字典藏本）》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