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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什么对曾国潢说重话
咸丰五年，曾国藩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曾氏岳父家附近）买了一百亩田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
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写信回家，拒绝这项地产，信中说：
闻屡次长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田一所，系国藩私分等语，并云系澄侯弟玉成其事。国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与叔父尚未分析，两世兄弟怡怡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况田与蒋家垅相近，尤为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各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88)
我多次听人说家里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了一块地，而且是国潢给我买的私产。我入仕二十年，官居二品，封妻荫子，带兵在外，小有名望。父亲与叔父还没有分家，我没有购置私产的道理。况且田地靠近蒋家垅也就是我妻子的娘家，尤其不像话。这个风气一开，将来澄弟必然会在暮下购置私产，温弟必然会在大步桥购置私产，植弟和季弟必然会各自在中沙、紫甸等处购置私产。将来子孙后代一定会有轻易舍弃祖屋而迁移去外祖家的。
除了这些理由，这封信中还有一段十分关键的话：
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倍蓰什佰，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兹特备陈大略，求澄侯弟将五马冲田产为我设法出脱。(89)
我妻子是女流之辈，纪泽又年幼无知，全凭弟弟们教育训导，引导走向正大一路。如果你们让孩子从小走上庸鄙自私一路，将来心胸越来越狭窄，就难以纠正了。子孙后代的穷与富，命中注定。因此不必汲汲营营，请国潢把五马冲那块地替我卖出去。
这段话说明了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钱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不利子孙的成长。
这是曾国藩一贯的见解。咸丰九年日记中记载，有一次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90)给子孙后代存钱，固然不好，就是给他们留太多古书、字画，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曾国藩很欣赏这句话，评价为“见道之语”。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我这辈子，决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如果他们争气，不用我给他们钱。如果不争气，我多留一分钱，他们就多造一分孽。
所以，他不多寄银钱回家，也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他在家信中说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91)
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所以他在给曾国潢、曾纪泽的家信中，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比如咸丰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给纪泽的信中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臣（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92)
然而曾国潢对曾国藩的这些话，执行得并不彻底。曾国潢自认为作为湘乡“第一乡绅”，和别的绅富比起来，他的生活已经十分节俭了，但在曾国藩看来，他在许多地方还是过于大手大脚。咸丰六年三月，曾国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云家借银二百两，事后希望曾国藩代为偿还。曾国藩写信拒绝，要求家中卖地偿还此项：
前三月间，澄弟在长沙兑李仲云家银二百两，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只得仍在家中筹还。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93)
因为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阳买田的旧账，曾国藩对曾国潢十分不满，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国潢的信中说了这样的重话：“澄弟与我湘潭一别之后，已若漠然不复相关，而前年买衡阳之田，今年兑李家之银，余皆不以为然。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弟尽可不必代管。千万千万！”(94)
曾国藩积蓄已久的愤懑和不满洋溢在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