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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宗棠送人“大盂鼎”
当然，虽以“孤介”闻名，但是左宗棠亦并非不通人情世故、毫无弹性之人。
上文引左宗棠家书“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的下一句是：“宁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八千两，历任皆照例收受，我以今日何需乎此款，本可裁，以其为陋规也，但裁之之后，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则必不敷用矣，岂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窘境乎？因遂受之，仍以转送赈局。书告尔等，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105)
也就是说，宁波海关每年送巡抚八千两“平余银”。左宗棠因为用度俭省，不需要此项，本想裁掉。但是转念一想，后任未必如他一样能处处节约，此项裁掉，可能造成后任入不敷出。所以仍然接受，只不过转送慈善机关。
可见他对于官场上的规矩并非全盘摒绝，特别是在涉及个人感情之时，他的处理也会很到位，比如他以宝鼎馈潘祖荫，就是一个证明。
咸丰九年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其时他在骆秉章幕府，恃骆氏的信任，“一意孤行”，得罪了很多人，终被人以“劣幕”之名上奏朝廷。咸丰皇帝发下谕旨，命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左宗棠的好朋友郭嵩焘求助于大理寺少卿潘祖荫，潘祖荫遂上了《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极言左氏之才，在折子末尾甚至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因为众人不遗余力地营救，左氏转危为安，咸丰皇帝亦因此对左宗棠这个人极为注意，不久被授以四品京堂候补，成为曾国藩的助手。
左宗棠对潘氏的夸誉救助一直念念不忘，封疆之后，每年都送以千两“炭敬”。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得到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将它送给了当时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敬谢安慰之意。这件古董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闻名全世界的“大盂鼎”。
关于此事的原委，在左宗棠的书信中可以考见。大盂鼎乃周康王时贵族盂所造的祭器，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辗转为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以七百两购得，袁氏转献左宗棠。这尊稀世珍宝，因为器形巨大造型完美，且有长篇铭文，极为引人注目。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金石收藏大家，遂将大盂鼎拓片寄给潘氏，言明相赠之意。不过潘祖荫见到拓片后，对其真伪产生了怀疑。事见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答袁筱坞（袁保恒，号筱坞—作者注）书：
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隽异……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盖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殊器不可令其勿传，致之八喜斋当称得所。(106)
从信中可见，潘祖荫对大盂鼎的真伪持疑，左宗棠坚信这是“宝物”，决定将大盂鼎留在关中书院，以候后人鉴别。
第二年，潘祖荫经过细考，确定这是举世之珍宝，致信左宗棠，请他从速送到都中。事见同治十三年（1874）答袁筱坞书：
伯寅侍郎书来，亟盼盂鼎之至。前函敬托代为照料，辇至都中，计已筹措及之。(107)
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日陈介祺（簠斋）致潘祖荫的一封信中，可以判断大概这年年底此鼎终归潘氏所有：“得十月惠书四缄……盂鼎既云年内可至，刻想已纳尊斋。”(108)
此鼎经潘家世代珍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1) 户部题本（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载《明清史料己编》上册，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年，第782页。
(2) 洪亮吉：《守令篇》，《清经世文编》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515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七日，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2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法律·贪污 48包》，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贪污 3-133-9》，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法律·贪污 49-51包》，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二日，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3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转引自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3页。
(9) 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6页。
(10) 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3页。
(11) 《清宣宗实录》卷二九一，道光十六年十一月甲午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500页。
(12) 《清宣宗实录》卷一一六，道光七年四月庚戌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947页。
(1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1258页。
(14)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47页。
(15)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36页。
(16)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17)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道光十九年十二月甲戌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1175页。
(1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199页。
(19)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199页。
(20)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5页。
(2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6页。
(2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6页。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
(24) 郭嵩焘：《清代四星使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第89页。
(25) 郭嵩焘：《清代四星使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第89页。
(26) 《清史稿》卷三九五，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85页。
(27) 《胡林翼集·奏疏》，岳麓书社，2008年，第654页。
(28) 《曾国藩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0页。
(29) 1846年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中说：“南方银一两皆以二千为准，北方闻更甚于此。”
(30)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8页。
(31) 李鸿章著，翁飞、董丛林编注：《李鸿章家书》，黄山书社，1996年，第6页。
(32)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33)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34)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中兴功臣家》，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82页。
(35)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5～406页。
(36)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6页。
(37) 宋路霞：《李鸿章家族》，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38) 参考宋路霞：《李鸿章家族》，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39) 宋路霞：《李鸿章家族》，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0) 宋路霞：《李鸿章家族》，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41) 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9年，第59页。
(42) 许知为：《李鸿章家族在芜湖轶事琐闻》（上），《江淮文史》2008年第2期，第121页。
(43) 许知为：《李鸿章家族在芜湖轶事琐闻》（上），《江淮文史》2008年第2期，第121页。
(44)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
(45)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46)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9页。
(47)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48)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七，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壬戌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754页。
(49) 民国《安县志》卷二十六，转引自崔鹏飞：《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始末》，《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第65页。
(50)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51) 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52)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53)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54)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55)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56)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57) 《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58) 《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
(59) 《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60)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1471页。
(61) 《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62) 《李鸿章全集·信函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63) 周馥：《负暄闲语》卷一，第42页，转引自曹建英：《曾国藩与李鸿章在立身行事上的差异》，《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第18页。
(64)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第一册，《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65) 张爱民：《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124页。
(66) 张爱民：《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123页。
(67) 《复四品卿何子永》，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12页。
(68) 《复邵汴生中丞》，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12页。
(69) 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70) 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8页。
(7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2716～2717页。
(72)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73) 洪弃文：《中东战纪》，转引自曹建英：《曾国藩与李鸿章在立身行事上的差异》，《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第22页。
(74) 曹建英：《曾国藩与李鸿章在立身行事上的差异》，《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第23页。
(7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57页。
(76)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六十三，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837页。
(77) 参考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78) 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79) 《盛宣怀档案》，转引自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80)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李鸿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81)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15页。
(8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344页。
(83)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30页。
(84)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第70页。
(85)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第274页。
(86)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2009年，第79页。
(87) 参考张耀中：《左宗棠整饬吏治》，《唐都学刊》1995年第1期，第31页。
(88)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2009年，第722页。
(89) 《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7年，第365页。
(90)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111页。
(91)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94页。
(92)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72页。
(93)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66页。
(94)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103页。
(95) 其时左已七十四岁，妾十八。据左景伊的说法是因一人在外，无人照顾也。见左景伊：《左宗棠传》，长春出版社，1994年，第476页。
(96)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93页。
(97)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第348页。
(98)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第469～470页。
(99) 王闿运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423页。
(100) 朱玉泉主编：《李鸿章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7页。
(101) 朱玉泉主编：《李鸿章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9页。
(102) 《左宗棠全集·札记》，岳麓书社，2009年，第545页。
(103)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99页。
(104) 喻岳衡选辑：《左宗棠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66页。
(105)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第70页。
(106) 《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395页。
(107) 《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449页。
(108) 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齐鲁书社，1991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