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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份总督工资要养活多少人
关于总督衙门的这套非正式权力系统，相关研究及基础资料都比较稀少。清代地方档案虽汗牛充栋，保留下来的督抚衙门档案却为数不多。主要原因是这套办公机构后来虽然得到朝廷默许，却不符合国家定制，上不得台面。因此虽然近年来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基本上都集中于州县一级，关于督抚衙门的研究极少(34)。我们只能依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对督抚衙门的运转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35)。
咸丰三年（1853）的两江总督署平面图显示，从仪门到大堂的左右两侧，设有吏、户、礼、兵、刑、工、承发七房，六房的结构和名称与中央六部对应(36)，“承发房”则是奏章公文的集散之所。旁边有“架阁库”，相当于档案室，是存放档案及公文卷宗的地方。与西花厅对应的办公厅，是总督与幕僚议事的地方，而东花厅对面的签押房，则是来往公文盖章签发之处(37)。
这种办公结构并不是总督自创，而是模仿原有的地方衙门。周保明在《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中绘制的县衙组织结构图表明，县衙内部的组织同样是以吏、户、礼、兵、刑、工、承发七房为主，并设有架阁库(38)。也就是说，各省督抚衙门的结构与其他地方衙门大致相同(39)。因此，在总督衙门中，必不可少的是以下三类工作人员：幕友、书办、仆役。
所谓幕友，又称幕宾，俗称师爷。这些人大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强的公文处理能力，地位大约相当于今天政府机构中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之类，起着参谋助手甚至代理决策的作用，所以薪水待遇一般都很优厚。
清代幕友的待遇并无统一标准。江浙比较大的州县衙门，重要幕宾“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40)。《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葭村在直隶广平府做幕友，年修金一千两，外加每月膳食费二十两，全年收入一千二百四十两。江宁布政司衙门幕友每人“束脩一千六百两”，江西的布政司幕宾束脩一年一千五百两(41)。曾任过布政使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九年皇帝与他的一段对话，谈到幕友的薪水标准：“上曰：汝在各省，请几个幕友？对曰：只有四川臬司系请三人，其余各处不过一人。若辈束脩甚大，人多请不起。上曰：束脩系多少一年？对曰：总要千金，少亦七八百。”而据周询《蜀海丛谈》所载，四川总督幕府大席（折奏、刑名）年修二千余金，另加节礼可获八千余金，年收入可逾万金。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估计清代中后期督抚衙门的幕宾束脩，每人平均应该在一千两左右(42)。江浙比较大的州县衙门里，至少要有七八个幕宾才够日常差用(43)。江宁布政司“在署写算办事八人”(44)，由此推测，大省督抚衙门的幕友至少也应该在八人左右。这样算来，清代中后期，大省督抚每年需要负担的幕宾束脩支出就达八千两以上。同治年间，蒋琦龄在上书中这样说：“臣在四川，见总督养廉银万三千两，仅余二千四百两，其刑名幕友束脩，即千三百两。”(45)也就是说，四川总督一年虽然有一万三千两养廉银，但是仅仅花在幕友身上的就有一万多，给幕友开完工资，只剩两千四百两了。
书吏也就是普通工作人员，也是衙门中的重要人物，是各级衙门中专门从事日常办公和文档管理的人员的统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员。和幕友一样，书吏亦不被纳入国家职官范围。
清代后期，督抚衙门有一定的“额设书吏”，即国家承认的工作人员，不过数量很少。如河南山东总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这个数量只是正常需要的十分之一，因此需要雇用大量编外书吏。“现今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46)编外人员是在编人员的十倍多。
即使是额定的书吏，国家所给的报酬也仅是象征性的。他们享有国家拨给的“工食银”，不过标准每年只有六两，远远不敷生活需要。额外书吏的工资则全部要督抚自己设法解决。
除了书吏之外，衙门中还有大量的后勤保卫等人员，比如门子、铺兵、轿伞扇夫、厨役、马夫、灯夫、更夫、钟鼓夫等(47)。总督衙门的收发接待、采买后勤、安全保卫、交通出行等众多事务，都由这些杂役仆从来完成，因此，他们的数量也是相当庞大的。这些人的薪水，自然也要督抚来解决。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比如，按国家规定，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要定期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阅兵是要花钱的，有“粘补标下军装、操演枪炮火药等”费用支出，还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比如雍正朝朱批奏折反映，广西巡抚阅兵时，对于每中一箭一枪的兵弁，给赏钱一百文，连中三次的除给赏钱外还加赏银牌一面。这些奖励一次支出一般都在七百两左右。这些支出并无国家经费，而要督抚自筹。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用，或称“督、抚赍折等差遣盘费”。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驰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48)的记录。这些支出同样不在国家经费的报销范围内。
以上几项是督抚因公所致，但需自己负担的经常性费用。如果遇到一些特殊事务，支出又得额外增加。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和病故人员等，虽然国家通常有专项拨款，但与实际支出通常相差很多。这就需要督抚设法筹措不足部分，通常的筹措方式之一就是捐款。督抚作为大吏，自然要带头。比如雍正朝广西巡抚曾汇报他“捐修柳州府学府银一百两，捐修省城钟鼓楼五十两，捐修浮桥银五十两”(49)。
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在雍正年间物价尚低之时，刘世明任福建巡抚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50)“浙江巡抚李卫到任时，吃食口粮，俱系原籍装运外，其他的一切日用盘费及衙门幕宾束金，每年还要八千余两。山西巡抚衙门一年内共用银九千七十二两。直隶总督一年则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比较贫穷的贵州巡抚衙门每年也需银八千五百两。从以上一些督、抚衙门的用度情况看，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公务和养赡家口涉及的私人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51)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膨胀数倍以上，使得一些地方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