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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左、李的相似与不同
曾左两人在经济生活上这种高度相似性，基于相同的出身和相似的教育背景。
曾左二人年龄相仿，曾国藩仅长左宗棠一岁。出生地一为湘乡，一为湘阴，相距不远。出生时家境也相当，都是所谓“耕读之家”的小地主家庭。二人性格虽然一内向一外向，反差很大，但皆属方刚强毅之人，为人治学均深受倔强自强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经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学风影响。
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岳麓书院传习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风著称于世。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97)。受这种学风熏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种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大气。左宗棠虽然屡试不第，但并不以个人境遇为忧，而是时时为将来有功于天下做准备：“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98)曾国藩也认为，立志之时，不必谋及个人利益：“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质条件为念，精神专注于大事。
和李鸿章一样，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务运动。1866年，左宗棠创建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1871年，他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1880年，他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此外，他还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情况，多次托人在上海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运到甘肃，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可以说，洋务运动中，他和李鸿章一样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参股其中以谋私利的记载。同样，曾国藩督两江时，如果想发财，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过批盐票一项，就可以成为巨富。然而他却严格要求家人，不得领取盐票。
而李鸿章身上的江淮气质则与“湖湘性格”颇有不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处皖北地区，为南北要冲，历代大的战乱多涉及此地，“安危治乱，与时升降”。皖北自康熙六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之间，行政区划变动极为频繁，地方政府统治薄弱。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土匪横行，社会治安条件极差，所以民众尚武，“民情好斗”。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滨淮郡邑，当南北之交，风气慓急，其俗好侠轻死，挟刀报仇，承平时已然。”(99)曾官淮北知县多年的查揆曾感慨：“安徽省介江淮间，其俗之悍戾狠斗，凤阳、颍州、泗州为尤甚……不得已；严刑峻法以求震慑其心性，每年秋谳入情实者、骈首蒙诛以百十案计。而渠枭大恶，酒酣歌呼以就刑所，市人啧啧叹为豪悍者屡矣。”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受底层文化影响比较大，性格豪迈，做事不拘一格，行动以实用主义为指针。福尔索姆在《李鸿章的气质、性格与事业》中说：“他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在会谈中，他总是不拘礼仪，不让它阻碍达成友好协议，并能以令人惊异的明晰见解，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在李鸿章看来，与想象中的邪恶斗争是无益的。人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实做去。’”(100)
“李鸿章在其密友中，以和蔼可亲和极具幽默感著称。……另一方面，他也以讲话鲁莽（如果不说是粗暴的话）、脾气和骄傲自大而闻名。……讲话鲁莽是他用于恐吓对手的一种手段，但是当他们敢于面对他时，他就变得较温和了。”李鸿章特别讲哥们儿义气。“……李一生中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当朋友身处逆境时，也必须忠于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李非常确信这一点，以至愿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风险去这样做。在曾国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鸿章辞离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与其说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说是维护忠于朋友的原则。”(101)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酷爱虚荣，喜听奉承，善打痞子腔，这都是底层文化性格的表现。在物质享受上，李鸿章也非常现实，没有理学家那种以物质享受为敌的行为倾向。
因此在居官操守及吏治方针上，曾左二人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而与李鸿章存在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