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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润笔和攀援
那么，李慈铭怎么解决低收入和高消费的矛盾呢？
李慈铭的仕途长期处于候补状态，因此很长时间内他的薪俸收入比刘光第还要低微。因为他出身“异途”，没有正式官俸，所以只有养廉和印结银两项收入。后来虽然补了实缺，然而即使是在户部这个最“富”的部，不掌印的中低级官员仍然收入低微。
李慈铭的家庭也不能给他提供经济资助，因为捐官已经掏空了家底。太平军占领江浙，家产近乎荡然(118)。同治四年他回家奉母之时，“耕无寸田，居无尺埴，露棺三世，赁屋半椽”(119)。
因此，李慈铭在经济上的补充，首先靠润笔。
李慈铭之所以能留名于历史，是因为其文学才能。他学识渊博，“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120)“官京师数十年，为词坛领袖”，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除诗文集外，还留下了一部厚厚的《越缦堂日记》。
他文名既著，交游甚广，李鸿章、翁同龢等当朝大佬及张之洞等新进都愿意与他交往。工部尚书潘祖荫非常钦佩他的学问，经常请李氏捉刀，“日常接济馈问，亦殷拳弥甚”(121)。除了这些人外，每年请他撰文者还有很多，所以润笔收入颇丰。比如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记载：“夜周允臣来，送文勤（周培祖）碑铭行述润笔银八十两。”
事实上，“润笔”是某些以文才著称的京官的重要收入渠道。林则徐在写给同乡友人郭柏荫的信中回忆翰林生活说：“愚初作翰林时，即有家眷，在京一年俭用，约以五百金为度。编修俸银、俸米及馆上月费，合计将及二百，寻常笔墨中亦有所得，能觅一馆地贴补，则又觉从容矣……”(122)可见“寻常笔墨”和“坐馆”是他弥补赤字的最主要方式。
第二靠“攀援”。李慈铭为官之初，也曾和曾国藩、刘光第一样矜尚名节，“尝自订七例自勉：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123)。然而他并未能真正践行自己的诺言。李慈铭早年就很善于打秋风。比如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他应邀赴武昌，盘桓月余(124)。中了进士后，李慈铭一方面在日记中经常嘲讽那些“曲计攀援”以求外官馈赠之人，抨击某些达官为了多得馈赠在外官面前举止失态；另一方面，他自己就是一个“曲计攀援”的高手，颇致力于四出宴饮，交结外官。比如光绪七年春，他就曾至贤良寺投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近日窘甚，冀其随例有酬应也”。这次李“馈别，敬十二金，犒使二千”(125)。
因此，对比李慈铭与曾国藩的收入结构，我们会发现，李慈铭的馈赠收入远高于曾国藩。光绪九年全年，他所获馈赠收入达356.72两，是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3.47倍，占其总收入的34.56%，而曾国藩只占16.31%。
李慈铭一生谋得的最大一笔馈赠，是生涯最后几年担任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所获的每年一千一百余两束脩(126)，这是他京官生涯后几年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基本保障。“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其实只是一个挂名，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几次，束脩却如此丰厚，原因很简单：这其实是李鸿章送给他的“封口费”。
李慈铭一生保持“名士”姿态，“性善骂”，“口多雌黄”，“持论苛刻”，特别对“同时名流，无不极口谩骂，不留余地”(127)。因此获得了“敢言”的称号，被人目为清流。史称他“不避权要，当面折人，议论臧否”。
李鸿章深知李慈铭之善骂，有意结好李氏等清流，以免他们抨击自己。这笔封口费效果不错，虽然李慈铭恣睢放纵，“任情善骂”，但在晚清清流皆竞相痛骂李鸿章之时(128)，他却从来不开口。“慈铭在言路，不劾鸿章。”(129)
李慈铭因为顾及名士身份，在京官中尚属于不滥交滥取者，其他活动能力更强的京官收入更高当可想见。
第三条途径当然就是借贷和典当了。收入不高而又高消费，李慈铭自然一直债台高筑。《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梳理的李慈铭历年典质与借贷的数字显示，在光绪十一年以前，他几乎每年都要以典当借贷为生(130)。“在北京的严冬季节，李慈铭穷得把自己的皮袄送进了当铺，但必须给夫、衙门的仆役以皮袄赏。”(131)这是他维持高消费生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 王志明：《雍正朝官僚人事探析》，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第16页。
(2)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34页。
(3)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四日，广陵书社，2004年，第1654页。
(4)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七年九月十日，广陵书社，2004年，第9182页。
(5) 戴璐：《藤阴杂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6)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年三月五日，广陵书社，2004年，第4951页。
(7)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354页。
(8)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中华书局，1984年，第57页。
(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264页。
(1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079页。
(11) 贾珺：《台榭富丽水石含趣—记清末京城名园那家花园》，《中国园林》2002年第4期，第72页。
(12) 贾珺：《台榭富丽水石含趣—记清末京城名园那家花园》， 《中国园林》 2002年第4期，第71页。
(13)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03～206页。
(14)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4页。
(15)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16)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3页。
(17)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18)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19)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69页。
(2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21)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22)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45、163页。
(23)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24)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079页。
(25)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26)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7) 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曾国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107页。
(28)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593～601页。
(29)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97页。
(30) 《户部则例》卷九七，道光十一年刊本，第24页。转引自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31)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第465页。
(32) 《户部则例》，转引自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33)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97页。
(34) 汪文发表于1957年，文中称老董73岁。以此计之，则老董生于光绪十年（1884）。
(35) 《汪曾祺散文》，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7页。
(36) 《德宗景皇帝实录》（二），《清实录》第五十三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56024页。
(37) 何圣生：《檐醉杂记》，杨寿柟：《云在山房丛书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38) 《文宗显皇帝实录》（一），《清实录》第四十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43302页。
(39)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5937页。
(40) 此自然段内容主要参考金诗灿：《清代部费问题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5期，第580页。陈时夏奏折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百一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2～643页。山东部费事例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
(41)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42)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252页。
(43)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44)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45) 以上任职日期均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079页。
(46) 参考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63页。
(47)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48) 户部在一份奏折中称：“臣部本有总核之责，故臣部左侍郎例管三库，因另有拣派大臣管理，是以一收一支，自由三库专司其事，未尝概归臣部经理。”见户部《议复御史吴鸿甲奏请裁并三库折》，《户部银库奏案辑要》，京师官书局，第7～8页。转引自任智勇：《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44页。
(49) 户部《议复御史吴鸿甲奏请裁并三库折》，《户部银库奏案辑要》，京师官书局，第7～8页。转引自任智勇：《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44页。
(50)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六〇《户部·俸饷·京官养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51) 任智勇：《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清史研究》 2005年第2期，第44页。
(52) 任智勇：《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44～50页。
(53) 见户部《议复御史吴鸿甲奏请裁并三库折》，《户部银库奏案辑要》，京师官书局，第7～8页。转引自任智勇：《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44～50页。
(54) 这一情形也可以参考上文中提到的咸丰年间因臣工奏称“每库平百两，尚有加平银四两”后遂裁革一段。
(55) 《清骆秉章先生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6～22页。
(56) 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57) 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58) 万依：《供宫廷及税官染指的“崇文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26页。
(59)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681页。
(60) 参考岑大利：《清代京城崇文门税务总局初探》，《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56页。
(61) 《宣宗成皇帝实录》（一），《清实录》第三十三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34932页。
(62)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页。
(63)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九《市肆》，民国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藏。
(64) 孔祥吉：《晚清的北京当铺—以〈那桐日记〉为线索》，《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第91页。
(65)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2页。
(66) 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535页。
(67)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1页。
(68)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页。
(69)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3页。
(70)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2页。此段直接引文以外部分也主要参考了此文。
(71)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40页。
(72) “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见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73)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74)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页。
(75)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80页。
(76)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页。
(77)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78)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9～440页。
(79) 何刚德说：“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见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80) 指同一省内官员平均分配。
(81)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4页。
(8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6页。
(83)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4页。
(84)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85)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4页。
(86)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51页。
(87)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页。
(88)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50页。
(89) 刘对师门应酬从不懈怠。“秋节在即，各处师门，馈送方殷（第自奉事事从俭，惟应酬师门一事，断不敢菲薄）。”师门应酬周到，不为有所干求，而只是尽师生之情：“诚欲自奉俭约，多余点数，以为师门应酬，并非有所干求，只是情不能已。”见《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90)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页。
(91)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页。
(9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页。
(93) 比如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这封家书中透露：“兄京寓诸尚稳适，今岁外来冰炭费稍多于前年而仍形不足者。良以入数微多出数亦因之以多。谚所谓‘水涨船高’是也。”见《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25页。
(94)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87页。
(95)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33页。
(96)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6页。
(97)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39～440页。
(98)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208页。
(99)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页。
(100)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57页。
(101) 董丛林：《论晚清名士李慈铭》，《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16页。
(102) 平步青：《李慈铭传》，《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23页。
(103)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45页。
(104)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9644页。
(105)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3页。
(106) 张桂丽：《李慈铭年谱》，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13页。
(107)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4页。
(108) 何刚德说：“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麇集一隅，地极湫秽，稍有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见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09) 其中艺名叫霞芬、梅云、素云的三个伶人是经常来者，而霞芬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每次聚宴必到，还有多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霞芬家里，霞芬有时也到他的住处去。某一年，他送给霞芬的钱就有44两银子。这位霞芬乃京城名伶，是梅兰芳祖父梅慧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参考王维江：《从慈禧到“清流”：同光中兴中的“声”与“色”》，《文史知识》2008年第2期。
(110)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4页。
(111) 牟小东：《李慈铭的过年》，《读书》1992年第2期，第86～92页。
(112) 李慈铭：《越缦堂骈体文》卷二，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转引自张桂丽：《李慈铭年谱》，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12页。
(113)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11420页。
(114) 徐一士：《一士类稿》，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1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10798页。
(116) 平步青：《李慈铭传》，《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23页。
(117)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8700页。
(118)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14页。
(119) 李慈铭：《越缦堂骈体文》卷二，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转引自张桂丽：《李慈铭年谱》，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13页。
(12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四十四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0页。
(121) 张桂丽：《李慈铭年谱》，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20页。
(122)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123) 邵镜人：《李慈铭》，《李慈铭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3页。
(124) 张桂丽：《李慈铭年谱》，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17页。
(12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9022～9023页。
(126) 李慈铭在日记中记载光绪十六年的束脩：春季脩脯等银二百四十一两，闰月脩脯二十二金，夏季脩脯并春夏岁修凉棚等银三百四十三两，五月节敬十六两，秋季束脩等银二百四十八两，八月节敬十六两，冬季脩金等二百七十一两，年敬十六两。合计一年一千一百余两。这也可以考见当时书院山长束脩收入的情况。李氏官监察御史每年的俸禄远不及束脩的五分之一。
(127) 邵镜人：《李慈铭》，《李慈铭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3～4页。
(128) 所谓“清流集矢李鸿章，为一时风气”。
(129) 文廷式也指责“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见徐一士：《一士类稿》，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30)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69页。
(131)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