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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李鸿章的生活水平
拥有如此巨额财富，李鸿章的生活水平当然也远远高于曾国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名誉扫地，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进京做了“伴食宰相”，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这样的“赋闲”日子，在吴永叙述中显得清闲而朴素，而据李鸿章家书，这样的生活，每年也要花掉一万多两银子。他在家书中说：
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52)
吴永所说的每天一碗鸡汁，据梁启超《李鸿章传》所说，是两只鸡熬成的。铁水和铁酒，是用人参、黄芩等配制的补品。而且李鸿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体检：“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可见他的生活水平远较曾国藩高端大气上档次。
从曾国藩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家人经常给曾国藩寄些食物，不过内容多是茶叶小菜之类，价值不高。李鸿章与家人之间寄赠的食品可昂贵得多。比如光绪二十三年他在致女儿李经璹的信中说：“附寄燕窝十二合，聊供早餐。”(53)
光绪二十四年他在致李经方的信中说：“昨又寄到鱼翅百斤，照收。”(54)同年另一封信又说：“两次寄到板鸭百四十只，未免稍多，其味尚美。”(55)
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说：“十月朔日通永镇专弁送到蟹二千只，多而且旨，此次仅坏千一百只。”(56)
燕窝一寄十二合，鱼翅一寄就是百斤，板鸭一寄就是一百四十只，又专弁长途运送“多而且旨”的蟹二千只，这种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国藩家族难以企及的。
曾国藩在京官时期，有时也会从京中购买一些名贵补品寄回老家，“孝敬堂上老人”，不过内容多是人参、鹿茸之类的常见之物。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光绪元年，李鸿章寄给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呈堂上用”(57)。光绪四年，李鸿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说，今年的燕窝是专门托香港商人从东南亚购得，而茶叶则是苏州人、道员潘其钤在其家乡附近选定茶园，每年专门为他特供的：“敝处年例购呈母亲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项，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觅购者，内地无此好货。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兹各寄上十斤。”(58)
和曾国藩凡事谨慎低调，处处强调撙节不同，李鸿章则对这类生活“小节”从不以为意。曾国藩嫁女，陪嫁不过二百两。而李鸿章孙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两：
二孙女喜期闻在冬间，拟给奁资一千两，将由义胜源汇交张媳代存。(59)
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费大，另一个原因是家族有事，总是习惯大操大办。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组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于极矣！”(60)
李鸿章自己则这样描述他如何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八十大寿：
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已不赀矣。(61)
母亲一次寿筵，花掉四千两白银。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种地步的并不多见。
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这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来：
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作者注）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