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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左在经济生活上的“神同步”
然而，同样出身湘军集团，同样位高权重，同样晚年参与洋务的左宗棠，经济生活状况与李鸿章却截然不同。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曾国藩对左宗棠同样有提携之恩，不过二人的关系并不像曾李那样始终平顺，因为性格、作风不同，二人一生既有精诚合作，也有重重恩怨。特别是同治三年，因为幼天王的下落如何向朝廷汇报等问题，左宗棠与曾国藩产生重大分歧，导致从此不通音讯。“曾左恩怨”因此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虽然交往过程中参差不断，但是在经济生活上，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却表现出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统兵打仗期间，二人对待经济问题，做法如出一辙。
曾左二人在出山之初，都曾立下清廉之志。曾国藩带兵之初，曾通告各州县，立誓“不要钱，不怕死”。而左宗棠入幕之始，也“立誓不以钱自污”。
两个人在办理军务的过程中，虽然都掌握着巨大财源，个人收入也不低，但寄回家的钱都很少。曾国藩的情况我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已经详述。左宗棠“抚幕八年，筹兵筹饷，办厘减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薪饷更为优厚，但每年只寄二百两回家。同治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解释原因：
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81)
曾国藩在军中，“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82)。而左宗棠则如此自述：
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83)
两个人军中收入所余，都经常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事业。曾国藩常周济困苦流离的绅民。而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家信中说：
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84)
治理地方期间，曾左二人在吏治上的观点和措施也几如一人。曾国藩认为当时天下一切问题根源都在吏治，因此挽救危局必须从吏治入手。“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左宗棠也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85)“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奸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86)
曾国藩从不收属下的贵重礼品，只收价值菲薄之物，左宗棠也是如此。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顶、大参等贵重礼物，左宗棠只留下了一点食物，其余物品全部退回，并且回赠了一些甘肃的土产(87)。
左宗棠对陋规的看法与曾国藩相似，他认为此项用之办公，或者官场上的应酬，尚为合理。但是巧立名目，纳入私囊，或者以此款为私事行贿，则是“赃款”：
相沿之陋规，或藉以办公，或取以充交际之用，尚可谓为应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则赃款也。若亦指为应得而以陋规宽之，是夷、跖可同科，贪夫多侥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88)
因此二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善后工作中，都以整顿吏治、裁撤陋规为核心，他们大幅度整顿旧有税收制度，降低了民众税负。
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曾左二人都非常重视对下属的耳提面命式的廉政教育。曾国藩曾作《训诫浅语》等颁属下，左宗棠则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十八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不厌其烦地在对属员的批答中进行训谕。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祯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
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89)
这些文字，放到曾国藩批牍当中，相信大部分人无法辨别出来。
曾左二人的家庭教育理念更是出奇地一致。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
曾左二人都从自身成长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曾国藩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给纪泽家书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因此他要求“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从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左宗棠家书中也常见这类语言。比如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他说：“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上膺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尝用为惧。一则先世艰甘太甚，吾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常有先世所不逮者，惧累叶余庆将自吾而止也。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绔之气将自此而开也。”他要求儿子在官属中不可摆少爷排场：
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90)
曾左二人都愿意让子孙居守田园，不愿他们到官署，怕的是他们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沾染了富贵习气，耐不住乡下的清苦。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劝告欧阳夫人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长。”
而光绪二年左宗棠的一封家书，与曾国藩的口气一模一样：
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宫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91)
曾左二人都不愿“营田宅以为子孙计”。曾国藩因为家中修建住宅花去钱七千串而大发雷霆，左宗棠也因为儿子没经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责：
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见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科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秉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92)
正因为不想遗子孙以银钱，所以二人在督抚生涯中，廉俸所余大都“随手散去”，捐给了地方慈善或者用于其他公用开支。同治八年，湘阴水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今岁湖南水灾过重，灾异叠见，吾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吾以寒士为此，人以为义可也。今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谨谢之。”(93)光绪三年，陕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带头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光绪五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刘典去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拿出六千两薪俸，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克翁……至其身后一切费用……共六千两，均由我廉项划给，不动公款，恐累克翁清德。”(94)
除了以上诸大端外，在其他一些细节上，曾左二人举动也不谋而合。比如两人在处理家庭经济事务中的一个相同原则是对家人要求甚严，而待亲族则较厚。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宁可先不还家中欠债，也要尽早救济亲族。左宗棠也一直要求子女在“崇俭”的同时，对族人“广惠”：“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
他们均不好女色。曾国藩因为老年病痛无人照料，才纳了一个小妾。左宗棠则在青年时代因为婚后夫人迟迟没能生育，置过一妾。去世前几个月，也因为生活起居需要，在福州纳了另一妾章氏(95)。两人妻妾数量在当时大员中都属极少者。
两人身后所遗，也相仿佛。曾国藩身后留下了一万多两遗产，而左宗棠任总督多年，遗产只有两万五千两。在家书当中，左宗棠这样谈及自己身后的分家计划：
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