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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国藩的幕府是怎么开支的
第四项比较大的花销是幕友及总督府中工作人员的薪俸支出。
关于曾国藩幕府的薪俸支出，需要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后，才能说得清楚。
曾国藩的总督衙门正处于传统衙门向近代行政机构转变的初始阶段，而在这种转型中，他为了适应军务和地方事务的需要，依托在战时大大膨胀了的督抚权力，突破旧有规章习惯，对督抚衙门的结构及职能进行了改革。
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之初，只有一个空头衔，没有驻地，没有衙署，也没有办事人员，一穷二白，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不过，在湘军时期他的身边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作班子。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初，在日记中关于身边所带之人的大致记载如下：
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他记载出行时，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共需要十条船。其中，曾国藩自己与刘郭二位幕僚一船，此外“戈什哈（戈什哈，满语，即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作者注）二船，巡捕亲兵二船，文案一船，内银钱所一船，各少爷一船，火食一船，长夫一船”(24)。戈什哈三十三人乘坐二船，由此推测，他身边共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
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记当中记载：“粮台：银钱所二员，军械所一员，总理大员一，总理州县一，闲散无差各员。随身：文巡捕一，武巡捕一，文营务处二人，武营务处二人，总理书启一人，总理文案一人。”这应该是他此次出山拟定的幕府结构初步框架。
七月十八日日记又详细罗列了所带以及计划聘用的幕府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名单：
随身各员。营务处：李次青、王人瑞、朱品隆、小委员杜光邦。翼长：二人。文巡捕：凌××、刘曾撰、丁蔼士。武巡捕：杨镇南、褚景锠。银钱所：何敦五、曾席珍、彭芳禄。军械所：丁蔼士、王澧、李勉亭。管公牍：郭意城。管书启：许仙屏、郭笙皆、黄训埏。发审所：李笏生。家人：韩升（门印）、王福（签押）、何得（笔墨）、曾盛（衣服）、曹荣（跟班）。文案：阎泰、陈鸣凤、刘嵩。粮台各员。护理粮台：彭山屺、喻吉三。银钱所：邹寿璋（未到以前，何敦五兼管）。军械所：莫祥芝、胡云衢。闲散：杨名声、戴朝议、黄兆炳、卜宗铨、李兴锐。总理：李筱泉（未到以前，雪琴兼管）。季员：魏拣、张秉钧、邓尔昌、凌荫庭（以上管报销转运，凌兼管文卷）、闫辉。船厂：曹禹门、胡嘉垣。支应：秦豫基、廖献廷、叶宝树、曹炯（以上留水师）。湖北转运局：厉云官。江西支应局：丁应南、胡心庠（江西新添）。贵溪转运局：翁学本。带戈什哈晋省：高连胜、李承典、詹鸿宝、廖洪元、彭述圣、杨世俊、李照裔、张占鳌(25)。
仅从以上有具体姓名的幕友名单看，他此次计划聘用的幕友至少有四十四人，身边随带家人也就是所谓“长随”五名。从这些资料判断，曾国藩在就任总督前，身边已经有文巡捕、武巡捕、戈什哈等仿照地方督抚所设的侍从人员，以及数量不少的家人跟班。同时，还有文案处、发审所、银钱所、军械所等幕僚机构。
接到两江总督任命之后，曾国藩由宿松大营前往祁门，一边赶路，一边着手构建自己的总督班子。他写信向老友胡林翼求助：“敝处须一刑名幕友，专办地方照例事件，尊意如有其人，求荐一位，本领不必甚高，但能精细有恒为妙。”(26)到了祁门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构想公事规模：“派一员专管衙门公事，分别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以六箱贮之。将来……以船为官署，将文卷概置其中，派司道大员管理。”(27)由这些记载判断，成为总督之后，曾国藩身边至少多了一名刑名幕友，一名专管衙门公事的档案员。
以上是现在资料中所见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前以及之初的幕友情况。此后，随着曾国藩两江总督生涯的开展，他的幕府也迅速膨胀。关于曾国藩幕府成熟期的人数，他的幕僚之一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列举出主要幕僚八十三人。李鼎芳著《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开列幕僚一共八十九人。他的另一位幕僚容闳则说，当时全国各地英才聚于曾国藩门下者“不下二百人”(28)。
曾国藩的幕府与传统幕府有很大区别。为了重建遭到国内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应对近代以来日趋繁杂的内外地方政务，曾国藩突破了清代对督抚幕府的种种限制，建立起拥有众多专职机构的幕府官僚体系，以弥补原有地方行政体制职能的缺失。
曾国藩的幕府机构内有文案处主理文牍事务，营务处管理湘军军务；外有厘金局筹措军费，善后局管理民政，制造局生产军械等。每一部门内部又细分许多分支机构，非常庞大。事实上，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幕府，而是一系列新创设的政府机构了。
因此曾国藩幕府成员的工作方式也与传统方式有所不同。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传统幕友依旧存在，但已退居次席。更多的幕僚，采用委员差遣制。按照清代官场惯例，督抚大员或者是领兵将帅，可以委派下属官员办理某项临时“差事”。这些受差遣的人员通常被称为“委员”。委员属于临时派遣，事情处理完毕就回来销差。曾国藩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富于弹性的地方行政惯例，以委员差遣之名，行自辟幕府属僚之实，使督抚幕府人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
因为人事制度的变革，曾国藩幕府成员的薪俸支领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幕府成员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刑名钱谷之类幕友，仍然按照传统，由雇主即总督负责开支。另一部分，即众多委员的薪水从所在办事机构直接领取，不再由曾国藩直接负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九章这样解释这种混杂的开支方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而李志茗则这样表述：“在刚开始时，幕友的束脩从幕主的薪俸中开支。咸同军兴以后，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各将帅和疆吏便各自为计，就地筹饷。他们主要通过办捐输、运饷盐、收厘金等办法筹饷，以解决军需用款问题，其中也包括幕僚的薪水。如曾国藩初出办团练时，其幕僚的薪水就统一由内银钱所发放。后来，随着幕府人员的激增和幕府机构的不断设立，幕僚的薪水遂直接从他们所属的幕府机构中支取。不过，那时候，督抚们也聘请幕友为自己办事。这些幕友因未被派差到幕府机构任职，其馆金遂根据惯例，仍由幕主支付。”(29)朱东安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而文案人员则薪水出自军费。”(30)
关于传统幕友的具体薪俸标准，我只找到了一条资料，即同治九年七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提到的：
钱谷刘幕价本太重，以后至多不得过八百金。(31)
关于委员开支，亦仅举一例：
现令章合才招湘勇三千东来，派朱唐洲、李健斋为营务处，梅煦庵为支应委员。薪水则朱六十金，李、梅各四十金，略为位置三人。(32)
此信中所说数字，应该是月薪。则委员年薪，在四五百到七八百两之间。
除了幕客开支，署中书吏等其他办公人员的工食银等也需曾国藩负责。
咸同之际，国家权力重心开始下移，督抚衙署的组织结构与作用也悄然出现重大变化。光绪年间的山东巡抚衙门档案为目前存留所仅见的晚清巡抚衙门档案。因山东没有总督管辖，巡抚就相当于总督，所以巡抚衙门内的组织结构，对了解清代晚期省级行政机关的一般状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12月），山东巡抚衙门共有四十四个房科，在册书吏四百三十名。东西两房虽大致依照原来六房的序列排班，但与传统六房职能相比，已有明显扩展；部分新增房科的名称，还与衙门外新设的局处所对应。东房中由户科分解衍生的钱粮、粮船、北运、南运、厘金、土药、河务、户收、堂号、赈捐、筹款、提饷等科房，多与局所相关，礼科则分解为节孝房与学堂科。西房中兵马、军需、军务、海防等房，以及洋务、电报、机器等房，无论职能所属或房科称谓都迥异于原来的兵科与工科。此外还有即行房协调统管洋务及新政事务，管辖范围包括了“洋务及新政一切事件，或洋务路矿学堂一切新政及紧要事件”。房科数量增加和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巡抚权力扩张及其衙署职能扩展的事实。当然，众多的房科仍是巡抚自置，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属于职官体制外的建置(33)。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推测曾国藩时期的两江总督署和直隶总督署，包括书吏等工作人员应该在四百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