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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造书房七间，用钱至三千余串之多”
所谓曾氏十堂，指的是曾氏家族在湘乡建起的“十大庄园”：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敦德堂、奖善堂）、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事实上，华祝堂不过是曾国潢修建万宜堂时的临时住处，后来卖给了别人。文吉堂则只是曾氏家族的管庄，并非曾家人自住。因此称为“曾氏八堂”可能更为合适。
曾氏八堂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曾国藩父祖修建的老屋，经过曾氏兄弟改建，规模不大，包括白玉堂、黄金堂；另一类则是曾氏兄弟崛起后修建的，大多规模宏大，气派非凡，富厚堂、大夫第（敦德堂、奖善堂）、万宜堂皆在其列。大夫第（敦德堂、奖善堂）在第一节中已经提过，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其他五处。
曾国藩出生时，曾家只有位于荷叶白杨坪的一座普通农家宅院，始建于嘉庆年间，曾国藩在家书中称为“白杨坪老屋”。
曾国藩入仕之后，老屋进行过两次改扩建。第一次是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祖父曾玉屏喜不自胜，命改建老屋以示庆祝(69)。改建后名之为“白玉堂”。
第二次改建在咸丰五年（1855）。早在咸丰二年（1852）曾母之丧，来客众多，仅中餐就有二百四十席，分三次才开完。家人觉得老屋地方狭小，有事周旋不开。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华在乡间办理团练，人来人往，宅内更是拥挤不下。曾家遂决定扩建老屋，在两头各加建一栋横房，并在院前开凿了一个半月形的大池塘。
经过两次改建，白玉堂已经脱离普通民居格局，成为一座像模像样的“府第”了。整个建筑砖木结构，三进四横，青瓦白墙，双层飞檐，山字墙垛，共有四十八间房屋，六个天井，两个花圃。四周是一丈多高的石砌围墙，前后左右各开一门(70)。
曾家的第二座宅院“黄金堂”坐落在荷叶下腰里。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第一次改建白玉堂后第二年，曾家买下腰里的一座一进两横民房，将其扩建成了进士第。它扩建于白玉堂第二次改建之前，而且建成后没有再行改造，所以规模不及白玉堂。形制为一进四横，四周是白色围墙，左开一条槽门，大门前左右各有一只白石狮子。宅院前面也是一口半月形池塘，左前方建有一排旗座。
曾麟书名之以“白玉堂”和“黄金堂”，应出自《乐府诗集·相逢行古辞》句：“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黄金堂建成后，曾国藩的父母亲、妻子欧阳氏、三个弟弟一度都住在这里。咸丰九年分家时，黄金堂归到曾国藩的名下。
在曾国荃大兴土木建造大夫第的咸丰九年，曾国潢也给自己修建了一座“修善堂”。修善堂与黄金堂毗邻(71)。和同时期修建的大夫第比起来，修善堂要俭朴得多，它规模较小，房屋布局新颖别致，像两把以正厅为对称轴连接起来的“F”形古式铜锁钥匙。和其他诸堂一样，正宅前面也有一口半月形大池塘和一字形旗座。
修善堂的俭朴显然是听从了曾国藩告诫的结果。对于曾国潢的“听话”，曾国藩十分高兴。咸丰九年（1859）冬，曾国潢移居修善堂，曾国藩写信祝贺，并送贺礼，内容是“御赐福字一个，红缎对一付，挂屏二付，桌椅全堂（内椆木桌二十张，太师椅三十张，平头椅三十张，凳六十条）”(72)。
然而曾国潢的“从善如流”，仅止于曾国藩生前。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潢到底按捺不住起大屋的欲望，后来又修建了规模宏阔的万宜堂。
万宜堂坐落在荷叶峡石村，建造于同治十二年（1873）。它占地面积达三十亩，主体结构为对称式六纵二横二层楼房，外有排楼和槽门，共有大小房屋九十八间（含杂屋），建筑面积约一万一千平方米，外面环以长廊。天井底部与四周全用条石镶砌，大门及封火山墙全用青砖砌成。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东西两侧各三块高大的山字墙，历经百多年风风雨雨，如今仍巍然独存，在周围低矮民居的映衬下格外雄伟壮丽。如今这座大宅除了围墙、槽门和东西亭子拆毁以外，主体建筑基本完好，连墙壁上的雕刻和彩画还清晰可见。
有恒堂建成于同治二年。它坐落于荷叶镇新建村，由一正四横共七十二间房屋及空坪、旗座、池塘外加围墙组成。这是曾国藩兄弟为季弟曾国葆修建的宅院。曾国葆于同治元年（1862）病死于南京军营中，年仅三十三岁，生前无子，抚曾国潢的次子曾纪渠为嗣。曾国藩兄弟怜季弟身后寥落，共同出资代他建造此宅(73)。
曾氏十堂中，现存规模最大的，是曾国藩一家的富厚堂。
咸丰九年分家前后，曾氏几兄弟都有了自己的新宅院，唯曾国藩所分到的黄金堂已显狭小，比新建的修善堂、大夫第逊色不少，与曾国藩的功名地位很不相称。于是曾氏兄弟产生了为曾国藩重建黄金堂的想法。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四日写信给曾国潢制止：“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重修计划只好作罢。
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计划让欧阳夫人率子女返回湘乡。但欧阳夫人不愿回老宅，想在长沙买房定居，因为黄金堂这个地方“不吉利”。原来黄金堂建成之后，出过几次不幸事件：咸丰七年（1857）曾纪泽夫人贺氏以难产死于黄金堂，之后贺氏之母也死在这里，门前池塘又溺死过人，所以大家都认为此地风水不好(74)。
曾国藩不愿家眷住到长沙，怕他们沾染城市风气，因此决定在乡间另修一处新居。同治四年（1865）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纪泽、纪鸿说：“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富圫可移兑否？尔禀商两叔，必可设法办成。”(75)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又致信给曾国潢、曾国荃：“令纪泽先回湘乡禀商两弟，觅一妥屋，修葺就绪，再缄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几有条不紊。请两弟先为筹度一处，以不须新造者为妙。”(76)
曾国藩最属意的富圫，是一群小山环抱的小盆地，背靠鳌鱼山，前有涓水河，风景颇为优美。咸丰七年曾国藩丁艰家居之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带有家庙性质的“思云馆”，“恪守礼庐”，“读礼山中”。不过当时此处已经分到曾国荃名下，所以他在信中委婉提出能否和曾国荃兑换。
曾国荃、曾国潢二人早就想替曾国藩修一座像样点的宅第。因此曾国荃立即把富圫庄屋兑换给了曾国藩，还多兑出田地一百亩(77)。然后，曾国潢和返乡的曾纪泽一起雇工修建。第二年八月，富圫主体工程竣工。
曾国藩的初衷是修葺此处旧有庄屋，而不是另造新居。然而做事手笔阔大的曾国潢、曾国荃二人做主，将“修整”变成了新建。除了思云馆外，旧有建筑全部拆毁重建。建成后的新居由主宅、东西宅门、荷池亭、思云馆、棋亭、鸟鹤楼、炮台、茶亭、围墙等组成，规模相当浩大，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78)。宅第主体三正六横，大小天井二十口，并配有回廊、过道、过厅。外面还挂上了“毅勇侯第”的匾额。
同治五年年底（1866），曾国藩全眷住进了这座被曾纪泽命名为“富厚堂”的新屋。富厚堂的命名应该是取自《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亦应兼取《管子》“田宅富厚，足居也”(79)之语。封侯之家，取“富厚如之”之意名其堂，应是名副其实。
曾国藩并不知道原来的庄屋已改建成侯府，以为只是修整一番。同治五年九月六日，他致谢曾国潢说：“富圫承弟修整完好，谢谢。”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写信给纪泽，嘱咐他屋外不可挂侯府字样匾额：“家中新居富圫，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80)
直到同治六年年初，他才得知富圫修建规模远远超出他的计划，花了七千串钱之多。这令曾国藩十分意外，大为恼火。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参与其事的曾国潢说：
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81)
在日记中，他也大为抱怨：“是日接澄弟（指曾国潢）信，余家起造书房七间，而用钱至三千余串之多，彭芳六办事，实太荒唐，深可叹恨。”他甚至提出要负责修楼的彭芳六、科二赔偿。可见此事令他如何恼怒。
接到曾国藩的信后，曾国潢不慌不忙，回信加以解释。他说，花钱如此之多，主要是花在了宅中新修的那座藏书楼上。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在个人生活上诸项俭省，只有一项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和藏书。虽然不打算给子孙留下金钱，曾国藩却一直表示愿意把书作为遗产。在给曾纪泽的那封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就是“惟书籍尚思买耳”。因此，整修富圫之初，纪泽向曾国藩谈及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82)
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曾国潢和曾纪泽以及具体负责工程的“芳六、科二”确实下了工本：
富厚堂造书房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湴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费已占去千余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83)
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其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其他建筑。这座藏书楼在防雨、防潮、防尘各方面都有周到的考虑。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石为柱，以防白蚁；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藏书楼高度均超过邻室，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以免藏书霉变。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说什么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豪华建筑”。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
除了这座藏书楼外，富厚堂其他部分虽然规模颇大，但用料非常俭省。“结构上广泛地利用杉木，墙壁基本上就是由青砖和土坯砖砌成，建筑物顶盖的都是青色半筒形小瓦。”墙体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节省。所以虽然整体看上去气势不凡，但并无任何富丽奢侈之处，质朴素净，毫不张扬。“富厚堂整个建筑没有精细的雕梁画栋，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门楼前也没有狮子，门枕石与普通老百姓家一样四方四正的，没有任何修饰。”(84)
不过八堂之中，曾国藩一支的富厚堂的规模气派虽不足以比曾国荃的大夫第，亦可名列第二了。对此曾国藩一直心有不安。同治六年二月二十日，曾国藩还在日记中说：
因念余自北征以来，经行数千里，除兖州略好外，其余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又除未破之城外，乡闾无一完整之屋，而余家修葺屋宇用费数千金，尤为惭悚。(85)
除了这座大宅，曾国藩留给后代的遗产还有藏书。曾国藩一生嗜书如命，除了早年在京师期间收藏甚富外，带兵打仗期间，也不忘搜求。比如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荃在吉安与太平军决战之际，曾国藩仍致信曾国荃，说吉安是人杰地灵之处，一定有好书，要他注意求购：“吉安在宋明两朝名贤接踵，如欧阳永叔、文信国、罗一峰、整庵诸公。若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寄家。”(86)
曾国藩一般不接受他人的贵重礼物，但是多次接受赠书，这在日记中有许多记载：在九江他接受“庄木生送书数十种”，曾国藩称“多为救民要切之书”。在浙江他接受“丁义方送书四篓”，邓小芸所送《沅湘蓍旧集》等二百卷，在建昌接受李元度所送之书“二万余卷”。在抚州，邵位西送给他南宋珍典书籍数百种册……这些书中不乏当时难觅的珍品，如《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石经》《中州文征》《鄢陵文献志》《记过斋丛书》《通典》《通考》《三希堂法帖》《大观帖》《皇甫碑》《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及殿版《二十四史》等。所以后来曾国藩回忆起这些经历，认为“亦可快也”。从咸丰末年至同治五年，曾国藩接受赠书达三十多人次，计六百余种，数万余卷(87)。这成了他留给子孙的最大一笔财富。曾国藩及曾纪泽等人的藏书汇集于富厚堂藏书楼，最多时达三十万卷，富厚堂因此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有名，其规模则远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