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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督抚中的另两个类型
除了贪墨一类外，晚清督抚还有另两个类型：中庸型和清廉型。
所谓中庸型，就是志不在贪墨，然而亦不想以清官闻名，而是和光同尘，在“习俗”认可的范围之内谨慎地收取“应得的”灰色收入者。其典型的代表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郭嵩焘早年为官，志节颇高。咸丰九年他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关税情形，所到之处大小官员接待隆重，郭嵩焘却“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一时为官场所侧目。然而同治二年至同治五年，他署理了三年广东巡抚，罢官回籍之时，所带行李船只达六十只之多，可见收获之丰。他并不以此为愧，反而坦率地说，身为督抚，只要靠养廉就可以积累丰厚家产，这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身为督抚，岁支养廉，良亦不薄。而（许多人）畏人訾议，多怀顾忌。”(24)至于与曾国藩关系颇近的另一位巡抚沈葆桢，据郭嵩焘所说，回乡之时也带了四万两白银：
沈幼丹江西归装四万金，而以卖字为生。(25)
应该说，在晚清官场贪墨成风的大背景下，这类“知足知止”的官员也相当多，特别是那些志在经世致用，力图有所作为的能员，比如湘系中的很多人物，都采取了这种居官姿态。
当然，在天下滔滔中，总会有个别刻骨清廉之员，成为人们唏嘘的对象。晚清自我要求最严的地方大吏应该是罗遵殿了，他咸丰九年任浙江巡抚，“到官，痛吏习浮竞，乃严举劾，察营伍”，大力惩贪。后以“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26)。胡林翼说他“外任二十六年，身后止薄田四十亩，土屋十余间，其清廉亦足为近数十年疆吏之冠”(27)。曾国藩称他为当世第一清官：“罗澹村中丞，以乙未进士历官直隶、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无一钱，旧屋数椽，极为狭陋，闻前后仅寄银三百两到家。其夫人终身未着皮袄，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28)其可敬之处，正在于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凤毛麟角。
曾国藩钦佩的另一个清官林则徐则属于清官中的另一个类型。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价在内，公存银一万为祀田刻集之费在外）。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按曾国藩的说法，大致以二千文兑换一两计算(29)，则林则徐的遗产总数为一万九千两。
然而道光二十七年（1847）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曾写过一份分产书，把老家的田宅家产均分给三个儿子。分产书说：“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除文藻山住屋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作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每股各值一万两有零……再目下无现银可分，将来如有分时，亦照三股均匀，书籍衣物并皆准也。”(30)由这个分家文书看，此时林则徐的家产，除了留作归田养老用的两座房屋及现银外，还有三万余两，因此总计林则徐的遗产当在四万两左右，是曾国藩所说数量的两倍。这种遗产规模，虽然与罗遵殿不可相提并论，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相当丰厚。然而在当时督抚大吏中，林则徐已属特别清廉之列，所以其遗产之薄才可能成为一时之新闻，广为流传，到曾国藩耳中时，以讹传讹成了不足两万两。由此亦可见当时封疆大吏家产通常会远高于这个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