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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左右地方的头面绅士
道光三十年，江西人朱孙贻出任湘乡知县，新官上任三把火，力图革除地方赋税征收中的百年积弊，以减轻民众负担，同时也消化前任县令留下的亏空。湘乡县的钱粮，以前都是由衙门里的书吏等人包征包解。他们层层加码，百姓负担甚重。为此，朱孙贻提出一个重大改革方案：由书吏包征包解，改为县里亲征亲解，以杜绝书吏们贪污中饱。
要实行这样重大的制度改革，离开地方绅士的支持和参与是不可想象的。首先，赋税改革切关乡绅们的利益，改革方案必须经由他们同意才可能实行。其次，只有经过绅士从中“晓谕”，普通百姓才会相信知县，接受新的征税方式(31)。这就是曾做过清代知县的汪辉祖所说的，士绅是政府政策的解释者和与底层民众的沟通者：“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尽谕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于士，使转谕于民，则道易明，而教易行。境有良士，所以辅官宣化也。”(32)曾在福建做过知县的姚莹也说，百姓并不知道一个官员怎么样，对他们的评价，其实完全取决于地方绅士的口碑。因为百姓其实不怕官，怕的是绅士，信的也是绅士。“ （为县官）之要，州县虽曰亲民，而仁信未孚，愚众岂能尽晓？官之贤否，取于绅士之论……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苟失驭之，则上下之情不通。”(33)
咸丰元年三月初十日，朱孙贻用禀帖恭恭敬敬地请曾麟书到县城。虽然曾国藩一再在家书中劝谕父亲不要干涉地方事务，曾麟书还是欣然前往。他在家书中对曾国藩解释说，朱孙贻到任半年，“清廉勤俭，谨慎谦和，有识有才。丁门书差全无半点权”。想兴办利县之大事，所以“数年来予未出门，有此好官，不得不晋县一见”(34)。
从三月十三日起，曾麟书在湘乡县城与“赵玉班、朱尧阶、贺石农、刘月槎”等多名头面绅士一起斟酌商量税改办法，众人讨论多日，定下章程。旧的征税方式是书吏包征包解，户粮房“假正供为名，其诈索有非寻常者。如正银一两，竟有完到八九串者”(35)。本来正税只有一两，但是竟然会收到八九千钱，也就是多收数倍。新的方案是征收由各地绅士出面主持，书办只负责跑腿，所谓“输纳不假书办，仍不离书办”(36)。计划“通县每正银一两，完九八银一两四钱，格外加票银，大户、中户、小户不一，以一钱为止”(37)。也就是说，正银一两，最多交一两五钱。较原来缴纳的最高额降低了八成左右。
计划通过之后，朱孙贻决定将整个湘乡正饷征收，分成娄底、永丰、县城三局，由曾麟书一个人负责永丰局。自五月起，曾麟书几乎天天去永丰办理征收事宜，一连三四个月忙得脚打后脑勺。由于曾麟书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正派，更兼之有二品京官的儿子做背景，遇有一些掣肘之处，他一出面，也就顺利解决了。相比之下，另外两个局遇到了很多问题。十月初二日，朱孙贻干脆把曾麟书接到了县城，借他这块牌子弹压不服之人。“一则圆转调停，一则坐镇弹压。”县中百姓原来对新的计划半信半疑，经过侍郎之父的一再解释，才放心交纳。“予在县久住月余，亦以钱漕之事，先年粮房包征包解，今年忽改作官征官解，要细意告之乡民，俾不受都书之愚，又不受都书之卡。”(38)
据曾麟书和曾国潢的汇报，在曾麟书的主持协助下，整个湘乡县这一年的钱漕征收非常顺利。“百余年积弊一旦去之，千百抗户，一旦乐输，甚非易易。”(39)“去年钱粮，较粮户房包征包解，通县计之要少五六万千钱，乡间焉有不感循良邑宰之德政乎！”(40)“大户强梁者，向来还得本轻，照今例不过略减。中户小户，则止有往年之半。”(41)此举给全县百姓减负五六万千钱，也就是数万两。普通民众，所交的税只有往年的一半。因此过去那些抗税的人家，这次都高高兴兴地交了。
曾麟书在家书中暗示，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次重大改革成功实施的关键：“各都绅耆皆踊跃从事，所以易易也。”“今年我县钱漕、会匪，朱石翘父台办得极好，然亦用人得宜，绅耆之努力帮衬，为力亦不少矣。”(42)“予与赵玉班、朱尧阶、贺石农，刘月槎及潢男等十分辛勤，帮石翘父台办成。”(43)朱孙贻对曾麟书自然感激涕零，一再说：“老伯如此劳心费力，实在不安。”(44)原来一个前途无望的老秀才，此时却成为整个湘乡县呼风唤雨、决定全县百姓福祉的大人物，曾麟书的兴奋自豪自然溢于言表。曾国潢也汇报说：“父亲是日日晡由永丰归，精神百倍，兴致勃然。现在灯时，并不须如往日之少睡。”(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