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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穷困潦倒又穷奢极欲
京官中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宁可背负巨债，也要讲排场，讲阔气，追求享受。李慈铭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李慈铭（1830～1894）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地主之家(101)。他自幼聪颖，“生有异才，年十二三即工韵语”(102)。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越中俊才”，不过科举之路却异常曲折艰辛。他二十二岁中秀才后，连续十一次乡试都不中，直到四十二岁时才中了举人。此后又五次参加会试，五十二岁时才中了进士。
由于科场困顿，开始他只能选择通过“异途”进入官场。二十八岁时他花钱捐官，捐报郎中，三十三岁才被分发户部学习行走，做的是“稽核堂印”之类打杂跑腿的低级差事。做了两年京官后，因薪俸太低，越做债务越重，不得不弃官返乡。直到四十二岁中举后才再次入京，得到的也只是一个“候补户部郎中”的资格。中进士后第二年，才补为户部郎中。一直到年满六十，他才成为从五品衔的山西道监察御史，这便是李慈铭一生最“显赫”的官职了。然而此官仅仅做了四年，他就在落寞中“郁郁而卒”了。
李慈铭的仕途为什么如此坎坷呢？既有个人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因为晚清咸丰年间捐纳大开导致仕途过度拥挤，以至于他经过三年多的学习行走，十六年的候补才授得实缺。这是京官中比较典型的经历，“这种个例可以代表一般京官的情形”(103)。
与上面提到的那桐和刘光第的一富一穷不同，李慈铭的京官生活状态极为矛盾：一方面，李慈铭收入低微，经常债务缠身，哭穷叫苦，日记中屡屡记载“比日穷困不堪”“比日窘甚，负债有如牛毛矣”(104)；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极力追求与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生活方式，居住宏阔，仆役众多。从同治十三年起，他租住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广植花木，气派宏阔”(105)。内有轩翠舫、碧交馆、花影廊、小东圃等名胜(106)。他家里仆役众多，即使在光绪十年以前，也就是他经济极为窘困的时期，他“平均常常雇用仆人三四人，女佣两人，更夫一名，厨师一名，车夫一名”。与刘光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慈铭虽然一样“穷困潦倒”，却行必有车。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长年沉醉于宴饮、冶游。他京官生活中“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饮宴”，在声色上更经常大为破费。他在老家时本“以四百圆番金购买一歌娘为妾”，到北京后又趁华北大旱，人口价低之际，借钱买了二妾，其中一妾花去白银一百八十两(107)。
清制官员不得狎妓，而挟优“尚可通融”。所以官员交好伶人，也就是所谓“戏子”，成为风习(108)。李慈铭颇好这一口，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当时名伶都与他有来往。梅兰芳祖父梅慧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109)。“根据李慈铭本人的记录，他每年用于歌郎、戏曲、冶游方面的支出是很可观的。在这一方面毫不吝啬，一掷十金。以光绪三年为例，是年他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却花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余虽穷，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110)
我们以李慈铭在光绪十六年生日的情形，来具体观察一下李慈铭的生活状况。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李慈铭的生日。生日的前三天，他的前辈至交黄漱兰在畿辅先哲祠设午宴为他预祝寿辰，宾主十四人坐了两桌，一直延续到晚上才散。生日的前夕，家人为他“暖寿”，他的厨师司马士容特地为他治了一桌上等燕菜席，全家吃得微醺而散。司马士容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厨师，李慈铭说过：“同治以来，都中治庖最精者称王厨、刘厨及司厨三人，皆能治南菜，有承平士大夫旧法。司厨独善事余，余家祭先请客皆属之。余待之有恩，司厨亦感激尽力。余家典礼皆熟稔，不待指使。童仆在外滋事者，必以告。”从前北京能做第一流菜肴的不是饭庄饭馆，而是“口上”的厨师。他们承应婚、丧、嫁、娶、寿与祭祀、换帖结金兰之好以及年菜等小型酒席，司马士容更是其中佼佼者。李慈铭虽然经济上时常拮据，而尚用名厨治肴，如此讲排场，摆阔气，焉得不困。
过生日这一天，李慈铭点蜡烛，拜先人，放鞭爆，并请来伎乐吹奏，以会亲友。来贺者三十三人，有送梅花和迎春花的，有送貂领、四喜袋、荷包的，有送酒席的，有送烛、桃、面、酒的，等等。晚宴客散后，他再约少数至交小酌，并招伶人霞芬、梅云、素云侑觞。清代法律规定，在北京城中，任何官吏不准公开招妓女侑酒，如不遵法令，被巡城御史查到，后果严重。但准许招“雏伶”陪酒，也可把“雏伶”招到家中与之色情鬼混。霞芬就素为李慈铭所狎昵，时常招来侑酒。在他生日的前几天，他的朋友还在霞芬的“下处”为他祝寿，也招来梅云、素云陪侍。这一恶俗，李慈铭不但不以为耻，反而风流自赏，可见当时社会之腐败。(111)
综上所述，李慈铭的生活属于低收入高消费类型。他的日常花费显然远远超出了正常社交需要。
李慈铭的这种矛盾生活状态，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他生性贪图享受。
李慈铭的生活品位相当高。他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家中颇有些田产，亲人中还有人开当铺，母亲对他又很溺爱，因此他从小生活优裕，没吃过苦。“慈铭家居三十年，衣食百需，仰给老母，如婴儿然。”(112)
李慈铭一生讲究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对衣服的讲究和在乎远超过曾国藩，比如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绸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113)这件袍子虽然花去他二十两银子，但他没有丝毫心疼，反而颇为得意。徐一士说：“慈铭嗟贫，时见于《日记》，而颇讲甘美享用。”(114)
曾国藩、刘光第等刻苦自励者以安守清贫为荣，李慈铭独不然。他不但不耐清贫，反而还看不起那些“不懂享受”的同僚。比如他同时代的翰林李用清“安贫厉节”，不收陋规，每出门则徒步，不乘车。众人皆称其俭德，李慈铭却在日记中嘲讽他“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115)。
第二个原因是李慈铭的为官心态相当消沉。李慈铭成名既早，自视极高，以为凭自己的才华，博取“黄金屋颜如玉”当如探囊取物，不料一生困顿，仕途潦倒，沉浮冷署。所以李慈铭的供职态度，与曾国藩、那桐、刘光第三人迥不相同。任户部司官多年，他对职事表现得相当厌倦，甚至“经年不一诣署”(116)，原因是“羞与少年为伍”“与俗吏随波”(117)。他二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基本上是在失望、懒散、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中度过的。所以干脆就纵情诗酒，以消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