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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巨额资产的来源之二：官办企业
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李鸿章办洋务，最初的切入点是制造新式武器以为军用。同治二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主管其三。
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任愈巨，视野愈广，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同治十一年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李鸿章兴办规模宏大，对中国早期工业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但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浪费严重。“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75)。比如光绪十三年，朝廷命李鸿章在天津筹办铸钱厂，鼓铸铜钱。李鸿章命人从英国购买了一套铸钱机器，花费白银二万二千余两。结果运回天津后，才发现采购失误，机器不能在钱币上打孔，需另外专门打孔，成本大大增加，“每造制钱一千文，应合工本制钱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毫。亏折未免过巨”(76)。铸钱计划只得被迫终止(77)。
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官办企业，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名誉不佳。费行简在 《近代名人小传》中说：“其所荐拔官吏，如周馥、龚照瑗、盛宣怀之流，非庸碌即贪劣。创举实业，则官私糅杂，无复条理。”然而李鸿章的一贯作风是勇于袒护下属。光绪十二年夏，户部发现津海关关道、李鸿章亲信周馥短少洋药厘金，遂指名参劾。李鸿章得知后千方百计为之掩饰，并致信户部尚书翁同龢进行说项，但翁同龢未为所动，果周馥被革职。但光绪十三年三月，李鸿章奏请周馥总理北洋营务。又经过斡旋，终于在六月使周馥复职。李鸿章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也经常被人诟病。他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其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78)。
李鸿章尽了靠山的义务，这些人也自然会从经济上对李鸿章进行回报。光绪三年，轮船招商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30间，洋房17所，约值50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79)，由其操办。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80)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李鸿章居官，虽然志不在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