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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官员为什么怕绅士
中国明清时代，州县官对地方绅士，特别是头面绅士，莫不特别敬重。在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绅士，联欢绅士，要求地方绅士的支持”。这是因为绅士在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传统中国为“士绅社会”。“绅权主要基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和绅士自身所占据的资源优势及基层社会所需。”(20)
清代中央集权制行政最低一级是州县，一般情况下只设知州、知县等二三名官员，而这些州县官却要管辖“一个约有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居民的地区”。而且清朝地方官员的回避制和频繁更换，使“一个州县官到达自己的辖区时，对地方上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很可能听不懂当地方言，这就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1)。因此官绅合治是清代地方行政的常态。“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22)绅士在基层社会与州县官之间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一般民间告状、纠纷，双方都要找乡绅来出面代理。同时，地方官通常也不愿意为民间琐碎纠纷专门开堂，而宁愿交由绅士来调解。综合以上原因，州县官必须借助于绅士阶层的社会力量，才能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控制(23)。所以清代知县到任之初首先就要懂得与绅士相处的诀窍：“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24)
与此同时，一个州县官如果不得当地主要绅士的欢心，很有可能被扫地出门，因为绅士往往与上层官场保持着通畅的交流渠道。“地方官往往被绅士们合伙告掉，或者经由同乡京官用弹劾的方式把他罢免或调职。”(25)在曾氏家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刚刚到京为官不久，曾麟书写信给曾国藩，说湘乡县令严丽生贪污腐败，“在湘乡不理公事，簠簋不饬，声名狼藉”，让他想办法除掉此人。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回信说：“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但须机密。”(26)他可以直接把县令的劣迹交给御史。
咸丰元年八月十八日曾国潢的一封家书，透露出曾家确实可以左右湘乡县令的任期。在家书中，曾国潢向曾国藩汇报说，因为县令朱孙贻深得曾家及其他湘乡绅士的欢迎，所以曾麟书在湖广总督程矞采出差路过永丰之际，专门前去拜会，要求他留朱孙贻在湘乡多干几年。总督对曾麟书说：“小侄可保其三几年不调动。”(27)传统时代巨绅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和曾家在湖南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在曾国藩升为礼部侍郎后，曾麟书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湘乡第一绅士”。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对曾麟书都毕恭毕敬，礼敬有加，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也深得地方官敬重。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扬扬自得地描述他在县令面前如何吃得开：
又有数件上案，万万弄不清者，弟从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与师令相见不少，说得亲爱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有此一绅士，待举人进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门者—作者注），澄侯（曾国潢字—作者注）痛骂，自不敢不中止。(28)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曾国潢在家信中说：“师令每于弟处格外加意故也。渠前重修二友堂，有《双桂重开》诗，弟今早送诗和之，兼谢之。渠寒心蒂子皆痒，同弟往各厅遍游。”(29)也就是说，县令对曾国潢特别重视，整修二友堂之后，写了一首《双桂重开》诗。曾国潢和了一首，县令大悦，亲自领着曾国潢参观新落成的建筑。加之上文曾国潢宣称县令对曾国潢比对举人和进士还看重，其实明眼人一看即知，县令所看重的，是曾国藩的身份而不是其他。
曾国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又这样描写他与县令交往的情态：“师令已填实授……弟今日拜会，道喜道谢（细毛虫事），谈的是京内升迁，外头调补，及粤东夷务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30)你看，一个普通秀才，与县令谈的居然全是北京政局、外地官场甚至广东外交冲突这样的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