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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刘光第为什么这么穷
综合以上情状，刘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强不了多少，自然应该被归为京官中最贫困的一类。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穷困，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自然同样是职官收入低微。按清代官制，正途候补的京官，只有正俸，没有恩俸。主事为六品，正俸为六十两，除此还有六十斛禄米。因为财政困难，晚清官俸又经常打折扣发放，刘光第在家书中曾说自己的“俸银五十余金”(79)。参考第二章《清代道光年间京官俸禄表》，刘光第的正式收入不足百两。
咸丰以后，京官的收入结构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印结银取代官俸，成为京官最主要的收入。印结是清代捐官过程中一种例行的保证手续。捐纳出身的人，需要花一笔银钱，以获得同乡在职官吏为其“保结”。因为自咸丰起捐官大盛，这笔钱数目颇为可观。通常每月结算，各部“同乡有印之京官均分之，各省一律”(80)。寻常省份，每人每年可分得二三百金。
刘光第到京之后给族叔刘举臣的第一封信，这样估计自己的财政概况：“但细打算：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除去俸银五十余金（米数百斤），印结闲时长扯不过百余金，贤叔佽助二百金之外，尚须二百余金之谱。如我邑学田办成，津贴京官，每人可得二数（万县去年议定每人亦如是），则所缺无几矣。”(81)
由此可见，他每年印结银收入约一百四五十两，加上俸银，为二百两左右。在北京拖家带口生活，每年至少需要六百两（禄米不算在内），所以赤字是四百两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刘光第出身非常贫寒。
京官生活水平如何，与家庭经济状况密切相关。那桐出身巨富，家底雄厚，所以早年做低级京官时生活也从无困难。翁同龢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法定收入比曾国藩高不了几十两，但是他的生活从来没有遇到什么窘迫。因为翁氏一族在北京仕宦多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时任体仁阁大学士，长兄同书不久也官任巡抚。
而刘光第则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读《刘光第集》，他的祖父之穷实在令人印象深刻。“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则竟日负邻家铁炉坐不去。面目黧黑，亲故至不可辨识。饥则断菜菔叶蘸于青椒之臼而啖之以代饭”，晚年至穷饿而死，“曾不得少待须臾，获一日之饱食而后死也”(82)。到了父亲一代，家境并无好转。“家经变故多，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83)十三岁时，他又遭遇父亲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刘光第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钦点刑部主事之时，不过二十四岁，真可谓少年得志。一般人肯定会积极赴官，以期鹏程万里，刘光第却在乡淹蹇了数年，盖因家境贫寒，不能支持京官生活的浩大费用。后来，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银二百两，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为官。后来富顺县令陈锡鬯一度“亦年助百两”(84)。这就是刘光第进京为官的全部资本。因为自己花费全靠他人捐助，欠着巨额人情债，刘光第自然能省则省，不敢大手大脚。
第三个原因是刘光第个性狷介，持身极严。
刘光第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欲望，也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仕途的热衷。盖因他之读书，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母亲甚至“卖屋而买书”(85)，供他读书。所以全家人发达之愿望，皆在他一身。
到刑部上班后，他工作十分勤奋。《年谱简编》载：“销假就职后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86)在致刘举臣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勤奋：“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87)如此勤敏，“同乡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大家如此鼓励，他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认为像自己这样拼命做事，不难飞黄腾达。1890年12月20日，他在家信中说：
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论，尽可无虑，十数年间，一帆风顺，便可出头。
虽然如此说，事实是十年之间，他却始终在候补主事一职上不能迁转。原因一方面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刘光第的个性并不适合混迹官场。
刘光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个性强硬方刚，能吃寻常人不能吃之苦。《年谱简编》载：“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七岁，常步行富泸间，为瘈犬所伤。从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88)此举断非寻常人所能为，可见其性格之强。
刘光第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内向、孤介。对于社交活动，刘光第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除了必不可少的礼仪比如师门的三节两寿之礼(89)外，平日“少交游，避酬应”(90)。偶尔应酬，也多独坐“寡相谐”。胡思敬在《碑传集补》中说他“恂慎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他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对官场上的喧嚣浮华十分看不惯。刘光第也说自己“冷僻犹昔”，“在人稠中”他“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以至于“众皆木石视之”(91)。这样的性格，自然影响他在官场中广结机缘，导致其迟迟不能升迁。
刘光第收入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缺少“馈赠”等灰色收入。这是因为入仕不久，他就立志要做清官名臣，尽职于社稷。1889年，也就是进京为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家信中说，自己要效仿康熙朝的名臣魏象枢，在亲戚的资助下，力保清廉之节：
昔康熙时魏敏果公（名象枢）为一代名臣，俗所称保荐十大清官者也。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其戚即应酬之，后来竟成名臣。老叔此番举动，诚不让魏公之戚矣。其奈第以菲材，不足为国家之用，诚有愧于敏果公万万也。有人接济，免致打饥荒，坏人品，此亦魏公之福也。第何幸而亦有此福，但有愧魏公人品远矣。(92)
因为立志要做名臣，刘光第十分爱惜羽毛，其清峻程度远过于曾国藩。刚步入官场之初，刘光第也一度和光同尘，接受过一些馈赠(93)。后来，随着做清官名臣的人生设计日益清晰，他开始拒绝绝大多数官员视为正常的馈赠。“兄……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不收礼，璧还之）。”(94)甚至连好朋友的帮助他也不要，因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京中今年结费太坏，用颇不敷。抡三已补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平时颇知兄，常欲分润，露于言句，不知兄不敢受也。（赵寅臣欲出京时，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因兄所穿近敝故也，兄亦婉而却之而已。）”(95)这样他就失去了“他人馈赠”这一京官颇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及至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他的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96)“ （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入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97)
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第二章提到他因为要添皮衣买貂褂等花销增大，而收入不增。“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谱，贪者数不止此）……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六、七、九、十月份印结均坏，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洗衣作饭无论矣，绳儿不喜卧，须人背负，每天一主一婢换贴背之，他人见者，咸称异焉。）”(98)“去夏大雨后，顶槅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通京俱从新裱糊，匠人忙极）。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此皆必要用者，不然，冬风从檐隙贯入室中，虽烧炉亦不得暖）。……惟是顶棚末裱好时，客厅诸事，俱颇潦草。”(99)
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直到他在戊戌变法中被捕之时，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于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