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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江地区的整顿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曾国藩亦坚信“人存而后政举”(82)。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同时，他又要求司道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优劣情况。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书函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密札司道，举劾属员，札各营统领，举劾营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达。札饬道府州县官，访求地方利病、山川险要，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田野之树畜。现前急应办理事件，均用书函答复。”(83)
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之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84)。号召所有军民人等，举报贪污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严加保护。
通过一番考察，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急需从外地调来几位高素质的官员，来作为本地官场的楷模。早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初，他就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惟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从出任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
他所写的《劝诫州县四条》中除“治署内以端本”外，还强调“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如今财政紧张，政府经费没有着落，所以必须节约开支。节约开支，首先从减人开始。少让亲友住在衙门，少用师爷和长随，可以减少很多应酬和工资。
他不厌其烦，利用一切机会对下属进行廉政教育。
郭某出任庐江县令，他在其禀帖上批道：
大兵之后，民困未苏，亦须加意抚循，不可稍涉苛扰。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85)
你是书生，初次任官，我告诉你两句话，既是做好官的秘诀，也是做好人的命脉：只有俭朴，才能保证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保持处事清明公正。
望江县令周文甫到任，曾国藩在同日批示：
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否则凋枯矣；如妇女之贞节，众人因之以敬重，否则轻贱矣。(86)
无论官做到几品，都能保持寒士本色，才是做人的高境界。每天用勤字和廉字来要求和激励自己，这样才能保持向上的心气。官员的廉洁，如同女人的贞节。
他要求州县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
虽然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国藩对两江地区的官员整体素质一直不满意。同治元年（1862），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87)这反映了大清帝国晚期吏治极度败坏之下官员素质的整体陷落。因此，曾国藩只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中材”为满足。到同治二年夏初，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还认为自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