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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亮相
曾国藩的总督生涯前后长达十二年(1)。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从1850年至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的几道著名奏折(2)，矛头都直指吏治。他说，今天吏治已经坏到了极点，要挽救国家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3)问题是，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如今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
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虽然大部分官员沉沦在陋规贪腐之中，但也有一股清流逆激而上，一批立志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挺身而出，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澄清吏治，再造乾坤。曾国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由宿松沿江东下，前往祁门大营。因为“臣奉恩命，权制两江，必须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4)。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途中曾国藩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湘军官兵盼着大帅成为总督，眼睛都盼蓝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过多了。湘军上下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清代官场的一大陋习，就是迎送之风。对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地方官来说，他们最繁重的工作不是处理政务，而是迎来送往。早在顺治时期，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折中说，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于应酬上了：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5)
官场应酬，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里迎接，来到之后，安排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听几次戏，临走时送多少程仪，都按级别大小、事体轻重、关系远近，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对此有一段具体描写：
西安地当孔道……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6)
也就是说，西安地处交通要道，每当有官员路过，陕西粮道都要随西安将军、陕西巡抚等在官厅举行迎接仪式，每次迎接的规格，是请两班戏，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用燕窝烧烤，中席也要有鱼翅海参。西安这个地方活鱼很难得，大鱼一尾，要值四五千文，这道菜是上席五桌断不能少的。其他如白鳝、鹿尾等，都是贵重难得之物，也必须设法购求，否则就要说粮道太小气。每次戏筵散后，不管冬天夏天，总要到午夜了。
官员离开时，本地官员又要到城西共同欢送，并且要送盘缠。盘缠送的多少，要看对方官职之尊卑。一般来说，每次宴会，连请戏班、赏下人、办酒席等等，总要二百余两银子，盘缠还计算在外。
张集馨说自己的从政岁月，主要都耗费在迎来送往、听戏请客、花天酒地上了：“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因为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根本无法休息：“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同僚之间，也需要经常以宴会来联络感情：“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7)许多官员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对于这种情况，朝廷当然是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禁止官员公款吃喝迎送的上谕每朝都要发上几道，而且每道说得都是那么痛切。有的说：“抚按旧习，迎送往来，交际馈遗，实为可恨。”有的说：“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有的上谕甚至规定，御史出巡，必须“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铺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8)。光从字面上看，朝廷对这个问题态度不可谓不坚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天语玉音”几乎没有一个字能落到实处。
原因非常简单。清代官场上，官员们只需对上负责，不需对百姓负责。只要上级满意，升官发财自然机会多多。如果疏于应酬，那么肯定升迁无望。
对于这种风习，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曾国藩以“礼学经世”闻名，但是对于这类“礼节”，他避之唯恐不遑。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除黄石矾三五里外，上下游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9)
不要举行迎接仪式，不要办宴席，不要放礼炮。除了三五里之内的军官，其他营的军官不要前来参见。如今国家处于动荡之中，我们应该力戒浮华之风，率真从事。
这封信，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
然而按官场的潜规则，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这才叫“各得其所”。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获总督之位，军官们发自内心地高兴。所以曾国藩五月十五日起程，五月十六日到达横坝头，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还燃起了鞭炮。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
十二复雪弟一缄，十四复厚弟一缄，皆言力戒官样、黜华崇实之事。兹国藩于十六日抵横坝头，各营迎接已极热闹，特此专布，恳两君严戒各营，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千万之恳。(10)
下属们这才确认，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次要求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二十日到华阳镇，彭玉麟亲自来接，没摆什么仪式。
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他宣布，自己以后出行，不要求下属迎送、供应食宿，以减轻下属的负担。同治二年十月，曾国藩的家人路过望江，县令因事下乡，未能迎送，事后特别禀呈缘由，请求曾国藩原谅。曾国藩在禀帖上批复：
近日地方官专讲应酬，不知民事为何物。凡省会冲要之缺、有驿站之缺，则朝夕疲于送迎，亏空生于酒食。一不周到，则上司、同僚交相责怨。本部堂恨之戒之，从不责州县以办差之事。本年亲赴金陵，尚不令沿途办差，况眷属耶？该县地当孔道，以后如此等酬应，可省则省，本部堂暨各上司决不以此见怪。(11)
也就是说，当今之日，地方官专讲应酬，几乎不知民生为何物。大凡地处省会冲要的地方，有驿站的地方，官员们朝夕疲于送迎，因为公款吃喝，造成财政亏空。一不周到，则上司同僚们都纷纷责怨。我对这种风气十分痛恨并且要大力戒除，所以从来不要求州县官员对我进行接待。今年我自己到金陵，都不要求沿途官员接待，何况我的眷属！该县地当孔道，以后遇到这样的应酬，可省则省，我和其他上级官员决不以此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