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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偷运回家一万两
不过，第一次出山期间，发生过一件与曾国藩所标榜的清廉作风相违的大事：曾国藩名下一笔一万两的巨款，从武汉被运回了湘乡曾家。
那是咸丰六年上半年的事。《曾氏三代家书》中有一封曾国华写给曾国潢的信，日期是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这样说：
纪泽姻事，家中无钱可用，大兄有钱一万两在李迪翁处，弟嘱其送寄我家。(95)
并且说：“弟不自行着人送归，此中有避嫌之处。”
这封信的发出地点应该是湖北。咸丰六年之初，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太平军在江西处处得手，“匪踪几欲蔓延全省”(96)。湘军被困于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困守孤城，与湖南、湖北皆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往往还是被识破，遭捕杀者达百人。“时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亘千数百里，众号数十万。公遣弁勇怀密函赴楚请援，多为贼所截杀，不得达。”(97)曾国藩连续五次遣使赴鄂请援兵，但一直没有音讯，为此十分惶惧。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98)。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曾家不知曾国藩生死，自然心急如焚。二弟曾国华毅然到湖北去见胡林翼，要求带兵去救援长兄。《年谱》说：
“公弟国华奉竹亭公命，赴鄂请援师。”胡林翼派出三千六百名兵勇，“交公弟国华总领之，以援江西”。
曾国华此信应该写于此次出征之前，故信中还说：
但老亲大人因江西警急，恐不免于忧虑，烦老兄善为宽解。江西虽紧，究未有贼逼省垣，各省救援之师，已渐次将集，或亦可以剿平。且此关于国家大局，亦有一定之数，我家亦无事过于焦急也。弟此次冒昧之行，惟尽心力为之而已。(99)
曾国华在金钱面前，远没有曾国藩那种避之如仇的坚定意志。当他到了湖北，得知曾国藩在李续宾（李迪庵）处积有万两白银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致送回家。借口之一是曾纪泽结婚要用钱。此时距曾纪泽婚事，还有二十天(100)。
李续宾是曾国藩的亲信之一，咸丰六年初他正在罗泽南麾下围攻武昌。曾国华与他一见如故，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如果是在平时，如此巨额款项，曾国华和李续宾肯定要请示曾国藩后再做决定。此时恰好曾国藩与湖南、湖北文报不通，曾国华即借此机会，擅自做出了这个决定。
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达南昌，才与曾国藩联系上。而考曾国华家信，他是四月二十八日行军途中才首次接到曾国藩的信：“廿八夜接大兄信一件，知大兄身体甚好，癣疾已全愈，军事亦得手，与文中丞极为和衷，此莫大之喜信。”曾国藩这封信也是用隐语写成，称胡林翼为“润之老板”，称彭玉麟水师为“雪琴河里生意”，称江西巡抚为“秋山宝店”，可见形势仍然相当紧张(101)。
综合以上原因，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曾国华此举事先没有征得国藩的同意。
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花费巨大。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在京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曾家人口已达二十多人。曾家的体面乡绅生活本来就是苦撑面子，现在生活当然更加紧张。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又马上要结婚，没有这笔钱，实在难以支撑下去。
曾国藩的老父亲曾麟书因为家中财政紧张，愁苦异常。而老人理解曾国藩的处境，支持他清廉自处，绝不开口向曾国藩要钱，只好自己艰苦支撑。此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积银万两，也非常正常。相信此举一定可以大大缓解曾家的经济状况。
按常理推测，这样重大的家庭财产事务，曾国藩得知之后，肯定会在家书中发表意见。不过在后世保留下来的家书中，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
(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2页。
(2)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393页。
(3) 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军事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54～55页。
(4) 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十六年，统计各直省绿营数额为五十六万三千余人（《清文献通考》卷一七九，第6395页）。曾国藩曾论及清朝兵额，说乾隆初期“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20页）。这六七万是法定的“空额”，用以补军中用度。加上军官系统的腐败，所吃空额远远高出规定，因此，实际数字要远低于五十七万。
(5) 此小节以下主要参考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6)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
(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8) 《查复游击马辰被参各款折》，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研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第550页。
(9) 谭钟麟：《防营渐减谨拟练兵章程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1911年刊本，转引自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21页。
(10) 《清仁宗实录》卷四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530页。
(11) 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
(12) 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6页。
(13)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事余记》《兵事兵饷》，世界书局，1936年，第351页。
(14) 参照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4页。
(15) 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2～573页。
(16) 参照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4页。
(1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1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79页。
(19) 《清穆宗实录》卷四八，同治元年十一月癸丑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1297页。
(20)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79页。
(21) 按照清朝的规定，属于绿营系统的京师巡捕五营之中，各级将领都可以占用一定的兵额。“副将例得占用六十名，叁、游而下，以次递减，至外委仅得占兵二名”，以备平时巡护府衙，役使差用。至道光、咸丰年间，将领占用兵额的数量“多至数倍”，且大多并非供其差役，而是将“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名为署差”（包炜，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所谓署差，即让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谋生，将领趁机侵吞一半兵饷。对这种变相经商牟利的手段，各省绿营将弁大都竞相效尤，成为朝野咸知的军中宿弊。参见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六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734页。
(23)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51页。
(24) 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7页。
(25) 参考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26) 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27) 沈起元：《拟时务策》，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五，中西书局校阅石印本，1899年，第9页。
(28)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7页。
(29) 皮明勇：《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7页。
(30) 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31) 《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壬辰，中华书局，1985年，第641页。
(32) 〔俄〕科瓦列夫斯基著，阎国栋等译：《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2～155页。
(33)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清实录广东史料》（四），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34)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八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
(35) 《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3页。
(36) 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3页。
(37) 咸丰二年上谕，见潘福颐：《咸丰朝东华录》卷一四。
(3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9页。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咸丰三年第四十六号。转引自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91页。
(40)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
(41) 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42)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4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66～467页。
(44) 刘庆：《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45)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223页。
(4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2页。
(47) 《再陈裁撤湘勇片》，《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之七》，岳麓书社，2012年，第349页，
(48)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115页。
(49)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935页。
(50) 发放军饷按农历每月三十日计，遇小月只有二十九天，称为小建，扣除一天，名曰扣建。
(51)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115页。
(52) 张玉田：《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27页。
(53) 湘军每营编制实为五百零五人，计营官一人，哨官四人，兵勇五百人。见 《湘军史稿》第74页。
(5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70页。
(55)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935页。
(56) 《遵旨筹议直隶练军事宜折》，《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之十》，岳麓书社，2012年，第437页。
(57) 刘璈：《巡台退思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65页。
(58)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上卷第44页，记谱主梁士诒光绪二十九年所言，李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其小金库“淮军银钱所”积存现银八百多万两，甲午战起未及动用，后移交给王文韶。录梁士诒原话如下：予来天津，住于督署，有时亦住关道署。在督署与于晦若（式枚）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之夫马费，俱由淮军银钱所送来：继思淮军裁撤已久，何尚有银钱所名目？当时只将夫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于徐颂阁（郙）师席上晤仁和王夔石（文韶），谈及李文忠（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其事曰：“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列册交代，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该交出，尚费斟酌，然文忠淡然置之。及后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而至袁慰亭，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润，是受李文忠之荫也。”予乃恍然于淮军银钱所送夫马费之故，益以服李文忠之廉洁。
(59) 王闿运著，李沛诚点校：《湘军志·营制篇》，岳麓书社，1983年，第163页。
(6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98页。
(61)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935页。
(62) 参考张玉田：《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26～135页。
(63) 厘金创始之初，本是一种临时筹款方法，同治三年七八月间，清廷臣工多有整顿各省厘金革除积弊的奏议，厘金曾经一度裁而未果，使它取得经常正税的地位。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取消了厘金制度。
(64)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第463页。
(65) 张玉田：《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4页。
(66) 张玉田：《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1页。
(67) 张玉田：《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26页。
(68)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之九》，岳麓书社，2012年，第358页。
(69)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542页。
(70) 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的粮饷筹办机构》，湘潭大学古籍所编《曾国藩学刊》创刊号，1994年。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81页。
(72)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36页。
(73)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104页。
(74)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第346页。
(75)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第140页。
(76)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诗文》 ，岳麓书社，2012年，第446页。
(77)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344页。
(78)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4页。
(79) 杨呈胜：《湘军军饷运用情况和特点考》 ，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 1999年第3期，第20～24页。
(80) 复阎敬铭，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见杜春和、耿来金编：《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9年，第27页。
(81) 复李续宜，咸丰十年九月初八日。见杜春和、耿来金编：《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9年，第78～79页。
(82) 《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94年，第3693页。
(83)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92页。
(84) 方宗诚编撰：《柏堂师友言行记》，1926年京华印书局铅印本，第68页。
(85)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59页。
(8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67页。
(8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71页。
(88)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之一》 ，岳麓书社，2012年，第278页。
(89)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之一》 ，岳麓书社，2012年，第278页。
(90)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2年，第39页。
(91)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之二》 ，岳麓书社，2012年，第245页。
(92)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之一》 ，岳麓书社，2012年，第296页。
(9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21页。
(94)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之一》 ，岳麓书社，2012年，第299～300页。
(95)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122页。
(9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73页。
(97)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73页。
(98) 《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奏稿之二》，岳麓书社，2012年，第69页。
(99)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126页。
(100) 查曾国藩家书，曾纪泽入赘贺氏，“定于三月二十一日成婚”。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317页。
(101)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