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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曾国藩的请客和送礼
但是，曾国藩并非所有开支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以下开支，就有涉及“潜规则”之嫌了。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徒然惊世骇俗，并无实益，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41)
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推辞，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42)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43)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祎）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左右的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祎。同治十年八月十四日，他给儿子的信中说：
织造处送程仪百金，外加五十金水礼（书在外）预备。(44)
九月十五夜给纪泽的信中提到了另一个过境官员：
王逸梧以主考过此，余应送百金。(45)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号小山）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郑小山于正月二十八日出来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干礼水礼一概不收，一清彻骨。小钦差程仪则已收去（每人五百耳）”(46)。“干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国藩说他“一清彻骨”。不过他的主要随员，也就是曾国藩说的“小钦差们”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他们每人收了曾国藩致送的五百两银子。曾国藩在“五百”后面加了个“耳”字，可见用官场惯例衡量，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多。
本省官员赴外省就任，也要例送程仪。同治十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家书中嘱咐纪泽说：
苏抚送魁将军入川程仪二百两，藩百两，臬百元。余与抚军事同一律，亦须送二百两。尔问明藩及道各送若干，即封二百金送去。(47)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发生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终于举行。历来考试结束后，地方官场都会致送主考和副主考一笔厚重的程仪。曾国藩对当年四川主考任上的收获记忆犹新，这一次他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
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试结束后，他们在两江收获“公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就是说，江南官场公送了三千两，大家以私人名义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两。“两主考差囊各三竿外，户部例发途费五百亦在此支领，一切均从其厚。”(48)
“炭敬”“程仪”是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奏命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49)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天津教案后，他又收到回任两江总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起程入都，陛见后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这一次，仍然需要送“别敬”。在进京前，曾国藩这样计划：
拟于（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须出京(50)。
别敬不能速送，只好与诸公订定出京后补送，或腊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万金，大抵须用去八九千。(51)
后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九年冬在京用去万余金”，可见这一次送“别敬”又花掉一万多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