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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鼠子上秤钩”
曾国潢之所以能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经营如上诸多事务，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其“捐监生”的身份。官场和社会上给他这么大的面子，是由于他乃京官曾国藩的弟弟。正如瞿同祖所说：“士绅的其他任何亲属—兄弟、伯叔、甥侄、子孙等等，由于与士绅的亲属关系，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社群中也很有影响力。……亲属的这种影响力，于士绅不在家乡时（比他在家乡时—作者注）有更大的发挥自由，因为他在家乡时可以适当控制。”(85)欠债别人去要不回来，而曾国潢一出马马上见效的奥秘，当然是他凭“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曾国藩”的弟弟这一特殊身份，可以借助广东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其他事项的办理，无一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势力支持。
曾国潢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他在家信中也说：“我家若无兄创立在京，热热闹闹，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礼义频兴。”(86)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实授礼部右侍郎之后，曾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更是迅速增长。有了这样的权势，曾国潢在地方上当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更以“湘乡第一绅士”甚至“唯一绅士”自命。他在信中描写如何受人欢迎：“不出外，则时有人会；出外，则一日数件，并拦马者之多。自问何知，而人人尊仰如此耶？”(87)
同治元年，曾纪泽在家书中这样向父亲汇报叔父的忙碌之状：
四叔尚在衡郡未归。年来于省城、县城、衡郡、永丰市诸处疲于奔命，周而复始，习以为常，不乐闲居。虽精力过人，然诚非养生之道。……若乃排难解纷，言语直率，常留睚眦之怨，不无谣诼之兴。(88)
当然，曾国潢疲于奔命的出发点也不全是为了钱。他天性不甘寂寞，喜欢成为人群的中心，更乐于听到他人的吹捧和颂扬。所以，很多时候，他确实也是主动为乡里排难解纷。只不过他自己的评价绝不是曾纪泽所说的“言语直率，常留睚眦之怨，不无谣诼之兴”，而是觉得自己极有本领人望，为乡里须臾难离。道光二十八年湘乡因灾歉收，第二年端午节前后，一些为富不仁的大户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导致谷价大涨：正常年份谷价不过一石一千五百文左右，端午后居然涨到三千四五百文。每天来曾家讨米的乞食者有七八十人。“乡间自端节后，谷价涨至三千四五。乞食者，每日男女必过七八十，苦不能堪，景况之可怜，不可语言形也。”(89)
这一年闰四月初十，曾国潢由县城返里，原计划到乡绅葛观一家吃便饭，不料到了葛家，发现这里有大批饥民闹事。“待弟进屋，已来二千人矣，吵吵闹闹，全不是太平气象。而吵事者，虽有头目，又不献出。”(90)
这种情况下，曾国潢挺身而出：“弟高声晓谕，人人皆服。而总要开钱，或问他粮谷，或吃一顿酒饭，弟皆不准。至日晡乃讲清，订十三日，约通都有谷之家，至楠竹观，议发减粮，乃退人。观一家，楠竹、树木、衣服、谷米、鸡鸭等项，所失约四十千钱光景。”(91)
这一天，曾国潢同闹事的贫民约定，三天后在楠竹观约齐本都有谷的大户，与贫民代表们商议减粮事宜。
曾四老爷很有号召力，十三日那一天，“贫者富者，竟来千余人”。会议开始，是一位叫邹凯五的乡绅讲话。“邹凯五说得不好，无聊辈几乎动凶器。”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富人们只有求曾四老爷做主。“各绅士皆游移，公请弟言。弟乃立凳上，高声吩咐：谷要通都流转，发则区了区。保甲造出烟火册来，押令发粜。其无谷之区，要稍殷实人家与保甲到有谷处买来，则不可减价。十日发一期，以七月朔为止，每人一口，一期发一斗。其斗通用葛姓者，价钱通是一千八。不能籴一斗者，则发米。”(92)
据曾国潢自己说，他“讲毕，同声曰好，曰沾恩”。他这一番主持议定之后，各地遵照执行，没再出现抢闹大户的风潮，“毫无吵闹”(93)。
事实是否如曾国潢自己形容的这样富有戏剧性不得而知，但曾国潢好出头爱管事却毋庸置疑。曾国潢十分在乎地方上对他敬重与否，在有些场合，还会“老鼠子上秤钩，自己称自己”。比如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都新兴寺上午举行祭关帝仪式，祭祀仪式的参与者，有“陈金五、王蒯三、颂十、庚三各前辈”，然而人们公请不过三十岁的曾国潢做主祭人。曾国潢也公然不让，到了这一天，还特意迟到了一下，下午一时方到。一个上午，主祭不到，众人只好在太阳下干等。等到主祭的曾四老爷终于到了，人群攒动，纷纷给四老爷让路。曾国潢“当鼓乐吹闹之场，稠人广众之中，弟自己觉得犹从容而不张皇，安定而无甚舛错，此所谓老鼠子上秤钩也。……弟之三十初度可谓度得极热闹矣！”(94)文字间的自我感觉良好呼之欲出。
曾国藩多次写信给曾国潢，要求他少干预地方事务，曾四老爷却不为所动。因为老曾家除了曾国藩一年往家寄点儿银子之外，他的“办事本领”就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了。综合以上情状，统计曾国潢一年之中所办大小事件，他通过这些事务，一年收入大抵可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白银之间。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曾国潢在家信中向曾国藩汇报说：家中经济情况不错，虽然因大灾谷价涨到每石三千四五百文，一天要过往七八十个要饭的，但曾家生活费用的筹办“呼来遣去，总无窘手之时也”。世道如此憔悴，“如我家之活活动动，能有几人哉！”这一方面是说明曾家生活宽裕，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自我表功。
在曾国潢的努力经营下，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原本窘迫的经济出现翻身之面貌。道光二十八年年底，曾国潢在家信中说，家中这一年收入已达五百两。不但负债全部还清，还频频买地。湘乡曾家已经“主仆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仆人已经十多名。道光二十七年冬，曾家在下腰里建成一座大房，一正二横，外有槽门，起名为“黄金堂”。曾家原有建于嘉庆年间的祖屋一座，名曰“白玉堂”，道光二十八年改建为三进大屋，青墙黑瓦，双层飞檐，山字墙垛，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此时的曾家，一切举止做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的祖父出门去看新修的坟墓，派头已经十分威风：“次日，祖父戴红顶，穿呢马褂，绸夹衣、珠履，坐椅轿，用四夫，依然子扛，后面扛内用一人打一幨伞。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坟。三炮而出，三炮而入，颇属大观。”(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