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三 请托与干求
当然，方面大员返乡，不可能只做做公益，对地方政治不闻不问。特别是像曾国荃这样性格活跃外向的人，让他长期对地方政治保持沉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湖南士绅力量的膨胀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是很多人都曾论及的话题。我们同样可以以曾国荃为例做一点观察。
承平时代，绅权就是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动乱时期，这种支持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胡林翼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27)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兵事饷事交相困扰，地方官不得不处处借助绅士，湖南乡绅力量因此迅速成长。张亮基、骆秉章抚湘之时，“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由是湖南名闻天下”(28)。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编练湘军，本身就是绅权逸出常轨的一种表现。太平天国平定后，大量的军功人员不断地退归故里，湖南绅权势力更加迅速膨胀。这必然会导致官、绅矛盾的加剧。
《湘军志·筹饷篇》记载：“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29)
李榕是四川人，他任湖南布政使期间，对豪贵巨室的特权多有所限制。当时军务未平，捐输军饷，本应按田亩摊派，湖南巨绅田连阡陌，抗不纳捐，所谓“湘中捐输，向搜求于小康之户，豪贵巨室率置不问”(30)。李榕则明令征收捐税“豁免下户，着重上户，使不得巧避，冀得其平”(31)。这直接触犯了以曾国荃为代表的豪贵巨室的利益。他们联合行动，由湘籍官员何绍基指使御史张沄弹劾李榕“宠待优伶”。李榕遂于同治八年（1869）五月罢官。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湖南地方官员急于摆脱士绅力量对地方政治的制约，“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然而谈何容易。湖南巡抚毛鸿宾曾“恶绅与官事谋之去之”，遭到乡绅联合反击，毛鸿宾“乃大窘”，不得不“诣诸绅谢任以事又礼加焉”(32)。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抚(33)时，虽长存“屈抑士绅”之心，但反复衡量之下，终未敢采取任何强硬对策(34)。相反，王文韶有事，还要经常上门求助于曾国荃。比如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王文韶来访，求曾国荃致书曾国藩：“前日夔石来访，求函达兄处，具言缉川私照两江之说，听督销局办理，惟缉堵粤私之说，未便遽行。……乞弟先通其意之请也。弟住家不与闻公事，而彼突如其来，亦只得满口答应写信而已。”(35)在盐务问题上与曾国藩沟通，要通过曾国荃。同治十年九月十八日信中又说：“韫中丞与夔方伯意欲借洋饷六十万，已有函呈兄，想必有回信矣。二公皆欲弟家信婉呈。”(36)湖南巡抚和布政使在给曾国藩写公函的同时，还需要曾国荃以家书沟通。
其实不光是转达他人之意，曾国荃自己也常在家信中请托曾国藩办事。
比如同治九年闰十月初九，曾国荃致信曾国藩，说他的好友黄冠北去世之后，家中窘迫。虽然是因病去世，并不符合向朝廷请恤的条件，但他还是托曾国藩“应可乘机会最佳之时附片请恤”“将冠北照军营病故例请恤”，目的一以荣耀宗族，二以荫及其子：“俾其世兄得以表彰其亲相从于患难之绩，举世闻知，藉以荫其苗裔。”因为怕曾国藩不给他办，还特意说明：“弟近两年来意绪冷淡，从不妄事干求，想兄必原谅，俯如所请耳。”(37)
说是这样说，其实从最后两年兄弟的通信来看，曾国荃此类干求并不少。同治九年十一月，亲戚熊干亭到湘乡拜访曾国荃，说想去江宁谋个差使。曾国荃说：“想兄垂怜旧日辛勤，仍必录用也。”另外，外甥临三也已经出发来江宁。“甥甚忠信诚恪，亦尚明白公事，目下光景颇窘，倘能托契友与以优差，更为甚美。或留在近处，赏给薪水，亦足以慰其心。甥意在赴部引见选缺，不知有此机会否？谅兄必肯为之妥谋出身之阶也。”(38)或者给个美缺，或者给份薪水，或者送他赴北京，总之必须安排。
同治十年三月，他又建议长兄给一个叫李健三的人谋一位置：“李健三以叶介堂来接此席，甚望兄位置一差使，如扬州分局之类，不知可得否。”(39)
十天之后，他又去信，说“瑞臣、厚九”二人之所以没有安排合适的位置，是因为曾国藩没有尽力去办此事，要求曾国藩再想想办法，与管事之人和颜悦色地面谈一下。从信中可看，起码其中厚九一人是没什么本事的：“瑞臣、厚九无差可委之说，大约未面谕有权管筹政者，倘稍通融，以霁语谕梅公，则可必得。瑞臣……非如厚九之笨也。”(40)
四个月后的一封信，证明曾国藩不得不按老弟的要求去厚着脸皮嘱托了下属：“临三、厚九均蒙安置优美，谢谢。”(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