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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代官风的变化和大部分督抚的沦陷
清代吏治，初期比较清明，从乾隆中期开始日渐废弛，乾隆晚期腐败呈普遍化状态，晚清捐纳大开后达于顶峰。
这条变化曲线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第一是财政制度演变。清初物价水平较低，官吏虽然实行低薪制，但尚未达到名实严重分离的程度。清中期物价上涨之后，官员经济生活中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导致各种陋规不断滋生蔓延，愈演愈烈。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大开捐纳，更是导致官员素质大幅降低。第二是皇权与地方权力的博弈格局。乾隆中期以前，皇权大多数时段呈现强有力状态，对地方如臂使指。乾隆晚期开始，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呈逐渐弱化趋势，督抚权力不断坐大，到晚清达于极致。
清代初年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吏治较为清明的一个时期，朝廷权威严重，行政效率较高。顺治年间，出现过多次县令因完不成税收等任务而畏责自杀的现象(1)。康熙年间提倡理学，出现了于成龙、陆陇其、李士桢等一批著名清官，虽然康熙晚年朝政一度懈怠，但雍正皇帝即位后以严酷手段整顿吏治，很快扭转颓风。康雍乾这一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盛世，正是在较高的吏治水平保障下出现的。
乾隆中期之后，官场风气大变。出生于乾隆十一年的洪亮吉描述这种变化：“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谓民生吏治者，不复挂之齿颊矣。……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税务之赢余若何。”(2)
也就是说，在他小时候，乡里有人出任地方官，亲戚朋友们往往会和他讨论这个地方好不好治理，但是二三十年之后，风气改变，有人出任地方官，大家讨论的是这个职位能捞多少钱。到位之后，地方官考虑的不是治理地方，而是每年能收多少陋规，下属会给他送多少礼，从钱粮赢余中能捞多少钱。
乾隆晚年对各省督抚的操守有过这样一个判断：“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3)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省级官员都不能洁身自爱。这句话表现出晚年乾隆尚有自知之明的一面。
乾隆中后期，处理涉贪督抚二十九人。从相关案件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朝部分督抚的生活水平之高和花钱之滥。浙江巡抚王亶望“署内盖造屋，于上冻时用热水和泥，以致格外多费银二万余两”(4)。闽浙总督伍拉纳家“积三镶如意至一百五十六柄”(5)。浙江巡抚“福崧之母游玩西湖六七次，每次预备食用灯彩船只等项共用银二千五百余两”(6)。这自然是正常收入所不能满足的。这些案件的抄家所得，往往相当惊人。浙江巡抚王亶望被抄家时，“家资至三百余万之多”。其“任所抄出金叶、金锭、金如意、首饰等共重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估值银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两。银九万八百五十一两，银器一千三百六十四两，任所衣服等物共五百六十箱”(7)。“其家口又经回籍，带回衣物箱三百三十一只，其中金锭、金如意、首饰共重三百九十八两八钱。珠自九分至二分，大珠十一颗，中珠共五千五百五十三颗，玉器四十二件，铜器一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8)此外，王亶望还在扬州、苏州、原籍山西临汾、京城开设当铺、商号四座，京城开设首饰楼、杂粮店、酱房铺五座，投入本银上百万两，仅扬州营运资财一项，根窝质头生息本利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多两(9)。福建巡抚浦霖被抄家产“估值银二十八万两，其中金锭、金器、田房除外。任所抄出银十四万五千七十九两，金锭、金器六百九十六两”。云贵总督李侍尧任所抄出“金如意、金瓶、金炉、金条五千四百六十两”。以上数字并不包括原籍土地田产(10)。
乾隆之后，吏治败坏已进入不可控制阶段。道咸之后，为补军费不足大开捐纳，更是大幅降低了官员的平均素质。官场中人对“居官牟利”原则已经恬不为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官缺之肥瘦公开谈论：“州县莅任之时，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诸寤寐者，今则直言诸大庭广众之中而无怍容。”(11)州县官一到任，就公开询问属下能捞多少钱。以前的官员在梦中梦到尚且感到羞愧的事，现在竟坦然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
连督抚级大员也是如此。比如刘彬士，道光六年署浙江巡抚后，“自言‘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因此人咸谓之饿虎出林，急不能待。”(12)负一省之责的大员，一到任，就公开宣称要捞钱还债，以致人称为“饿虎出林”。
在曾国藩出任总督的时代，“吏治风俗颓坏已极”(13)。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对官场贪风的描摹随处可见。比如他说：“甘省法事无不纰缪，政以贿成。”(14)“甘肃吏治，一言蔽之，有钱则好，无钱则不好。”(15)甘肃按察使明绪为多收陋规礼银，除自己的三节两寿外，又添母寿二次，“所收各属，竟有二十余处，每次不下数千金，一年收入达数万两”(16)。河南巡抚“收受各属陋规，每年不下六万金，两司亦然”。节寿陋规，或由首县向所属各州县摊派，或由藩司发文署印代为催收，数额巨大，使属下各州县“苦累不堪”(17)。直隶地方“贿赂公行，恬不为怪”(18)。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因是恭亲王奕䜣的岳丈，“椒戚贵族，气势熏灼”，卖缺受贿，无所顾忌。由其孙麟趾陪同到永定河巡查工地，一次即受贿三万余两，从河员到地方官都须送礼。一名官员私下向他诉苦说：“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敬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甚至藩、臬二司，也“皆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贽，始得相安”(19)。
除了收取下属的供奉外，督抚们还有许多贪墨手法，比如侵挪国帑、侵蚀公捐银两、侵吞书役饭银、勒索盐商、侵蚀捐监赈灾银、抽换抄家官物等，凡所辖的部门、事务与人员，无不可成为营私的对象。因为吏治较乾隆时代败坏不止数倍，晚清许多督抚们的家资，亦远过于乾隆时代。比如鸦片战争时代因“勇于抗英”而闻名的闽浙总督颜伯焘，1842年初被道光皇帝解职之时，搬运金银细软等行李辎重之多，令沉浮官场多年、当时在福建任道员的张集馨也惊讶不置。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
前帅（即指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20)
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21)
光是扛夫，每天就需要六七百人，从初一至初十，整整走了十天。而颜伯焘亲至之日，随从扛夫等近三千人。由于人数过多，驿站与旅店都无法住下，张集馨只得腾出考院才将数千人安顿下来。当地接待颜伯焘过境，耗费一万余金。事后，为弥补亏空，漳州府长官不得不“裁汰一千二百名乡勇，以其粮饷弥补”(22)。
颜伯焘历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与闽浙总督，从以上情状，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其官风。讽刺的是，颜伯焘的官声并不坏，《清史稿》列传对他的评价是：“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革职数年后，咸丰三年，朝廷曾有再次征召之议，因其不久病卒未果。
道光年间的另一位著名督抚琦善的家产也相当可观。琦善历任河南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最后做到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与曾国藩达到的仕途顶点相仿佛。他获罪抄家时，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向道光帝奏称：“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余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余两，元宝六百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而后来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又奏称：“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户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23)可称豪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