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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湘军军饷有多高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加上他以经世致用为志，注意讲求实情，因此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他对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45)。不论是诸葛亮，还是岳飞，都拿这样一支军队没有办法。
在曾国藩看来，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他在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就复奏，要在长沙“立一大团”(46)，参照“前人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深知低饷制是绿营八旗风气败坏的源头。他说“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供衣食之需”(47)。要保证新军有良好的作风，就要对士兵实行厚饷原则。
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几多三倍，守兵口粮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补助家庭。(48)
这种较高的军饷标准，使湘军士兵多能专心操防，一洗旧军队专意经商的积习。这为湘军的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给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由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组织结构向近代化转变。
对于军官，曾国藩更采用高薪养廉政策。曾国藩奏告朝廷：“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49)高薪是廉洁和士气的基础，因此湘军军官的收入，较绿营更为优胜。
湘军陆营饷章规定：
营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不扣建(50)；又月给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不扣建。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旗帜、号补各费在内，听营官酌用。(51)
也就是说，湘军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看起来薪水不高。
不过，实际上每个月办公经费用不了一百五十两。“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每月多少钱呢？我们通过其他资料可以大概推知。“咸丰九年曾国藩所定的马队饷章规定：马队营官薪水、马干和公费银一百五十两。另外，单独规定帮办月给银十六两，字识月给银九两。这两项共用银二十五两。其他管账目军装、医生、工匠薪水和制办旗帜、号补等费未作具体规定，无法确知，我们也将其估计为二十五两，连前面所说的帮办等薪水加在一起，当在五十两内外。”(52)这样算来，实际的办公经费开支每月大约在五十两。营官每月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上下，这种收入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除此之外，营官另给夫价银六十两。这是普通营官也就是统五百零五人(53)的总收入。至于统率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银一百两，夫价银三十两。统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银二百两，夫价银六十两。统至万人以上者，每月加银三百两，夫价银九十两。这样算来，则普通营官每月总收入为二百六十两，统领等带兵三千人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54)。纯收入如果不计夫价银则普通营官月入一百五十两，全年一千八百两。带兵三千人以上者二百五十两，全年三千两。五千人以上者三百五十两，全年四千二百两。万人以上者四百五十两，全年五千四百两。
表6-1 湘军军官收入表（单位：两）
因此，湘军统率万人的将军的收入，是国家正规军中从一品的提督的5.6倍。统率五千人的军官的收入，是正四品都司的12.8倍。普通营官的收入，是正规军营千总的11.7倍。
连曾国藩也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55)。
除了高薪制外，湘军财政上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的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实行彻底的包干制。曾国藩设定支出上限，“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统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在这个范围之内，听任军官自由支配军饷，如何分配，完全是军官自己的事，曾国藩并不过问。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56)
在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一度亲自审查各营的支出细账，然而不久他就发现除非专门建立一支审计队伍，否则这种审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湘军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从主帅到各级军官的相互信任与道德砥砺，而不依靠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湘军财政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灰色空间，比如截旷制度。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作“截旷”。
湘军对截旷等规定很宽松。湘军出身的刘璈在光绪年间所著《巡台退思录》中说：
遵查截旷一项，楚军行营章程，前因征战无定，勇有缺额，责成营官随时募补，以应急需。常有勇浮于额之时，截长补短，悉听营官支销，并无报缴截旷。嗣因军务稍定，防营弊窦从生，欠饷既巨，清结愈难，遂有报缴截旷之举。(57)
也就是说，湘军征战频繁之时，军队经常出现缺额，随时补充，因此没有细算过截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截旷是归湘军军官自由支配，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助。
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两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有八百万两之巨。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他将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而没有私支滥领，一时传为佳话。王文韶因此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58)。可见这笔钱如果积累起来，为数实在不少。
王闿运在《湘军志·营制篇》中说，湘军军官“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金，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59)。带五百名士兵，每年可收入三千两白银。统率上万人，在截旷上手笔松一点儿，每年也可以轻松收入六万两。
在这样高的薪酬水平下，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即可发家。曾国藩就说：“章程本过于丰厚，故营官无人不发财，闻周凤山家已成素封矣，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60)所谓“素封”，意指无封爵而富比封爵之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的清廉之将，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这些钱寄回家中，而是用于军需。三河之战中李续宾战死后，曾国藩上奏说：
李续宾统营既多，历年已久，节省赢余及廉俸至数万金，以养将领之廉，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军中之需。(61)